朱幼棣身上有一股书卷气，就像他的文字充满书生意气一样。

　　朱幼棣 曾经是新华社著名记者，专跑中央常委线，现任国务院研究室司长。无论是作为记者，还是转型成为官员，均心怀天下，长期关注城市发展、文化遗存和民生问题，著有《沉默的高原》、《中国世纪大灾变》等。

　　绝种　意气记者 忧国书生

　　朱幼棣被称作“绝种文人”，这个底子是在当记者的时候攒下来的，那时候他在新华社负责签发所有和工业相关的稿子，由此也就有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全面关切和研究。

　　“我的经历很独特，经历这么多的人很少。”被问及个人成长经历时，朱幼棣最先抛出了这样一句话。更多的人提到朱幼棣时，会把他多年的新华社记者生涯（跑中央常委这条线）和如今的政府官员身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司长）拿出来说道说道，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曾在矿里当过技术工人，在学校里当过民办教师。

　　朱幼棣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学里当代课教师，只学到高一数学的他，愣是教了两年的高中数学。后来有机会进国有企业当工人，他便离开校园去了浙江省205矿当技术工。主要的工作就是下矿进行测量放样，比如矿上需要打口斜井或者天井，那朱幼棣就要测量好给画好圈。这一画圈就画了四五年，画到了1977年。

　　朱幼棣是1978年考上山东大学的。毕业的时候，新华社前总编辑南振中亲自到山大挑人，朱幼棣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已年过30的他从教室里一出来，就听到有人对南振中说：“这个就是朱幼棣！”山大那届中文系一共有4个人进了新华社，朱幼棣是其中之一。

　　因为以前当过技术员，朱幼棣一进新华社就被分到了工业组，他说从1982年进入新华社开始，自己便见证了城市体制改革的整个过程。1985年从南极采访归来，朱幼棣升职为副主任，负责签发稿子，新华社各分社所有与工业相关的稿子都要经过他的手。正是职业“所便”，让他有很长时间持续关注国家发展与历史变迁中的一系列事件，并将自己的个人兴趣融入到这些大事件中。

　　“当记者时间长了其实很消磨人的意志，因为出名太容易，自己能思考的东西却很少。”这是朱幼棣这名老记者对这个行业的总结与感叹，他说很多人当记者10年以后，家里却还是只有那几本书，很少有人买新书。除了写稿子以外，不愿意再写其他的东西。

　　当然，朱幼棣并不在他自己总结的这些门面记者的行列之内。1987年，朱幼棣去新疆喀什采访，听说南疆有一个村子里的人说着“法语”，领救济粮的时候赶着毛驴车载歌载舞。朱幼棣马上想到，会不会是吉卜赛部落？他进而想到，这些人可能在南疆结束了流浪生活过上了定居的日子，或许可以去做一则纪实报道，讲述他们的幸福生活。但他赶到村子之后却发现，当地人民的生活和自己假想的完全不一样，不仅不富足，而且是一贫如洗，每家每户都靠要饭维持生计。

　　这件事，朱幼棣写出了三个东西。第一个是内参，他向中央政府反映，南疆还有这样一个一贫如洗的村子，后来中央派来了调查组下发了文件解决当地的困难；第二个是《半月谈》上的一篇文章，讲的是村子里的民俗风情；第三个是一篇纪实小说，发表在《萌芽》上。老朱的一趟南疆行成就了三篇文章，而同去的记者却因为现场和自己想象中不一样而非常失望，最终什么都没有写。

　　在老朱眼中，一个好记者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不是一见到领导就点头哈腰的，这样才会被别人尊重。

　　绝迹　这些年留下了多少永远的遗憾

　　《后望书》从古潼关的毁弃开篇，之后福州三坊七巷、北京长安街双塔、河西走廊、玉门关，一路写下来，我们跟着朱幼棣走了一遍中国的历史遗迹，也跟着他经历了一场哀伤之旅。

　　《后望书》的成书多少有些偶然，其实不过是曾经在新华社的同事、著名的财经书作家吴晓波看到了朱幼棣的几篇散文，说，文章是好文章，怎么不出成一本书呢。书名是两个人商量出来的，这部历史文化散文的著作中关注了中国近50年在工业化进程中走过的曲折道路，朱、吴二人觉得，我们总是喊着向前进的口号，也该找时间收住脚步向后回望了，于是“后望书”这样的名字就碰撞了出来。

　　要说这本书的写作，时间跨度可以向前延伸到1982年秋天，刚进新华社工作的朱幼棣当年11月参加了国家枝柳铁路验收团的验收工作。枝柳铁路就是从湖北的枝城到广西的柳州，再往北走是河南的焦作。当时正是中苏关系紧张的时候，为了战备需要，这条铁路在湖南、广西境内都是走山路。验收的时候，验收团说，这条铁路如果修建的时候往东边移几十公里，就可以取得很大的经济效益，可以带动一大片地方的经济发展。“可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把铁路往西边移了几十公里，洞、隧、桥相连，结果现在除了张家界景区，没有中心城市在这条铁路上，对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局限很大。”那次验收给朱幼棣的触动很深，从那时开始，他更多的把目光投向了半个世纪以来国家在决策中的一些失误和不足，也间接成就了这本书的写作。

　　《后望书》里主要涉及的是两部分内容，一是城市建设文化中存在的问题、二是环保水利中存在的问题。开篇就是三门峡大坝和古潼关。三门峡大坝是现代水利甚至新中国的标志性工程，三门峡水库的正常高水位被定于360米，按照这个水位，附近的陕州老城、潼关和蒲州古城，以及方圆百里的村庄都要沉没库底。于是数十万居民迁出家园，上述古城被拆毁，可是，三门峡水库蓄水水位刚刚过300多米，就已威胁到了关中平原的安全，水库水位被迫降为310米。潼关等古城并没有被大水淹没，更未沉到库底，但居民已迁，弃城荒凉，造成了无水的淹没！

　　“三门峡这个工程即使是非修不可，也没必要把它修在三门峡景区上面。”朱幼棣说，三门峡黄河中有两个小岛，把黄河急流分成三支，一个是人门，一个是神门，一个是鬼门。三门峡两边都有寺庙，有古建筑群。如果大坝能够往东移一千米，所增加的成本有限，但是却可以把三门峡景区，把黄河水咆哮过三门的壮丽景观保留下来。“如果三门峡景区还在，门票100元一张的话，每年200万人，一年创造经济效益就是两个亿，这两个亿是纯利润。”

　　朱幼棣前后去过潼关两次，等到2003年第二次去的时候，上一次去拍的过街楼已经被拆掉了，而且潼关的西门城楼遗址里面还修了一个高速公路的大转盘。他明白，想要恢复杜甫笔下“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的潼关古城已经是完全不可能了。

　　潼关、陕州、蒲州、长安街双塔、福州三坊五巷、武当山遇真宫、河西走廊、玉门关、疏勒河、张掖、阳关海、苏干湖、居延海、三江源、奉节……朱幼棣的十篇“后望之书”，记录下的是一次次永远的遗憾，一处处再也恢复不了的遗迹。

　　绝唱　不要总说颂歌也要谈谈挽歌

　　朱幼棣在书里，好几次说到挽歌这个词儿，甚至还把它与颂歌对举，其中透露出的，正是意气书生的家国情怀。

　　除了文化，朱幼棣更关心的还有民生，《后望书》中，绝大部分篇什都与水有关，而对于“水”这个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话题，朱幼棣也有着与众多“专家”不一样的观点。

　　这些年，很多人叫嚷着西北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干旱严重，这也成了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理论基础之一。对此，朱幼棣却说，西北其实是中国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个证据是什么呢？我们谈资源，其实就是组合三个数据，一个是面积，一个是人口，一个是水量，如果把面积跟降水量、水资源量进行组合，西北地区确实是水资源很短缺。但是用人一平均，西北地区就变成了华北地区的好几倍，所以从人均说，西北是中国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这些年，我们在西北地区包括河西走廊，包括新疆，大量地垦荒，发展商品粮基地。其实应该算一算西北种粮的成本。一次专家讨论会上，朱幼棣提了一个“小麦耗水系数”的问题，即产一公斤小麦用多少公斤水。东北地区的小麦耗水数大概是600，西北地区要超过1000。“按照这样计算，我们就能看出很多引水工程合理不合理了。东北有自然降水，西北几乎没有。种一公斤小麦要一千公斤水，如果调长江水进黄河，85%的水都用于农业灌溉，那么，种麦的成本就相当昂贵了。引一千公斤水需要多少钱啊。”

　　另一个和水资源相关的案例是居延海干涸的问题，朱幼棣是在一次对当地地质队的采访中听到这个消息的。后来他来到居延海，却发现随身带着的地图上，那密密麻麻的地名很多都已不存在了，湖也全部干涸。很快，朱幼棣将这些场景写成内参上交到中央，后来中央把黑河治理作为水利工程的一个重大项目，把黑河的调水作为西北找水的重点工程。

　　“我记得后来有关部门还出了一本书，叫做《绿色的颂歌》，讲黑河怎么调水成功。我想了一下，当时我们把居延海和黑河的水搞没了，这也是一个绿色的挽歌，为什么不说绿色的挽歌呢，光讲颂歌。”朱幼棣的此番话实在是说到了很多人的心坎里。

　　如今，朱幼棣早已转变身份成为了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司长，和当记者的时候一样，他还在忙着调研，并且写出一份又一份的调研报告，只不过，比起过去他考虑的问题更宏观了，视角也更开阔了。在北京的时候他坚持每天练习几小时的书法，依然保持着一份典型的书生气。吴晓波评价他是一个行将绝种的文人，他笑笑说，这大概还是因为自己的书生意气，常怀忧国忧民之思，有时候还显得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