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叶匡政:在国学的滋养下

·大陆引进的第一套台湾语文教材
·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现代阐释
·历经四十年打磨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经验
·四十年来,台湾人的青春时代都诵读过这套教材
信息时报:请谈一下引进这套教材的初衷、缘由和意义?
叶匡政:2006年我开始将出版方向转向了国学,这和我个人前些年的阅读有关。我三十岁以后,才开始系统地阅读中国传统文化书籍。年轻时大多读的都是西方文学与文论。这些年的学习,让我越来越认清自己的血脉。一个人到了我这个年龄,会清晰地感觉到,只有让自己生活在一个有渊源、有传承的文化共同体中,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行动的意义。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感。你不仅要有个人的记忆,而且要有关于自己民族文化的记忆,这样你才能在现实的作为中感到光荣。这在过去几乎是个常识,但今天却被大多数人忽略了。我们现在就像是一群文化的孤儿,东讨一口,西乞一勺,吃得再多也没有自己家做的饭香。我们今天的虚无感、今天的功利主义,很多都源于我们对于历史的失忆。傅佩荣先生有句话说的好:“国学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一直在做一套国学普及类的书,遇到了很多障碍,组到的一些稿子总是不满意。因为大陆目前的学术体制,使得能做传统文化现代阐释工作的学者非常少,大多做的是校勘文献、考据史实、析解名物的工作,使中国传统思想的微言大义根本无法进入公共话语平台,更不用说指导普通民众的生活与认知了。
前几年就听说台湾在国学的现代阐释上做得很好,也听说台湾高中的语文教材大多为古文,正好遇见了语文教育家王丽女士,她多年来一直在研究中国的语文教育,对中国语文教育的心得很多,而且她亲自参与主编了人民出版社的高中语文教材,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权威。正好她在为台湾的这套教材寻找出版社,于是我们就开始了合作。我们在等米下锅,她正好送来了最好的米,我觉得一切都是机缘。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此前也看过这套教材,他认为中国可能十几年都不一定能编出这样的教材。他是中国目前真正的国学权威,他的认识我认为应该接近真相。既然我们在短时间编不出来,那就拿来主义,台湾也是中国的一省,这个省既然已经做得很好了,别的省完全可以借来一用。我想,这些就算它的初衷与缘由了。
至于意义,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是大陆引进的第一套台湾语文教材。我个人认为它还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国学能够成为教材,其实预示着一场“国学革命”正在拉开它的序幕。这不仅是对1920年北洋政府教废弃文言文教科书的一次革命,也是对近百年来全面背离中国传统文化的革命。我想,在未来中国的文化进程中,会有更多的行动、言说与事件指向这场革命。当然,这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信息时报:这套教材的编撰背景是怎样的?它有哪些优缺点,在台湾使用的效果如何?
叶匡政:这套教材在台湾叫《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它的基本内容就是四书的现代阐释。1967年,大陆在搞文革,台湾可能为了对着干,开始了文化复古。当时台湾的“教育部”要求所有中学必须开设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课程,于是就有了这套教材。四十年来,经过了多次的打磨、修订,可以说,这是一套历经了40年教学实践与检验的国学教材。它不仅汲取了台湾半个世纪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经验,而且影响过一代又一代台湾人的价值观与世界观。从我的阅读范围来看,可以说这套教材非常完美地解读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所蕴含的儒家思想,它既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作了准确阐释,也极具普及性、社会性与现代价值。如果说有缺点的话,也是它最重要的优点,它真正实现了“用中国方式来解释中国的人文精神”,所使用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言说体系。不过这种言说方式与大陆隔绝已久,所以可能会带来一些理解上的困难。因为近几十年来,大陆的一切学术与思维方式已完全西化了,我们回过头来看正宗的老祖宗的文化,反而像在看外来书籍了。
目前台湾的“去中国化”遇到了非常大的阻碍,可以说就是这套教材的功劳,也是这套教材的教育效果。因为四十年来,一代一代台湾人都是在诵读这套教材中度过他们的青春时光的。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好感,和他们对青春美好的记忆就这样被连在了一起。在编书时,我也希望自己能有这样优雅的青春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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