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生的自由，是一点一滴“谋”来的，近十年的日子，张大春是惬意的。

　　他伏在书页里唏嘘，自由“不只是凉快舒服没人修理而已，自由根本是不可能”。但生活中的张大春，还是努力着把自己的日子，一点一点逼近了“凉快舒服没人修理”的状态。

　　曾几何时，父亲希望儿子考第一名，他就考第一名。张父是内地去台湾的第一代“外省人”，曾为台湾某大部门的一个“小角色”。他勒紧裤带让儿子上了私立小学和初中。张大春上高中时，便发现自己这辈子只会对国文感兴趣。联考时他填报的十二个志愿，全是中文专业。在辅仁大学中文系，他八个学期有五个学期是第一名，考进研究所读硕士时也是第一名。

　　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是大学教师，他就做了大学教师。

　　大学毕业后，胸怀写作的理想，张大春曾栖居距离台北几十公里的桃源乡下，过了四年“没有经济的生活”。1987年，台湾媒体开始“解禁”，许多新报纸创刊。张大春应邀赴台北编副刊，几乎同时答应在台北两所大学的三个系任教。

　　在辅仁大学日文系上现代小说课，是他教学生涯的“拐点”。“后天才放假，今天我去上课，发现该来的学生一个都没来。”这堂曾经的“校园最受欢迎课程”之一，就这么轻易地把张大春给“打击”了。“我不上了，系主任说我不负责任，说总要给学生打个成绩吧。我后来想，你们不就是要学分还要放假吗？我给所有学生都是60分，爱放假放去吧。”

　　尽管不喜欢“为了学分学位跟我一起混的人”，张大春还是等到1998年才将所有的教职辞掉。因为那一年，父亲昏卧病榻不省人事。“他人都糊涂了，我也可以不必应付了。”

　　张大春的成名作诞生于他的《中国时报》时期。“我做一段时间副刊主编，但不愿意给别人考绩，就不做那个‘总管’了。”报社“家养的作家”也不是那么好当的。报社开了个栏目叫“作家生活周记”，要求各作家每礼拜写一篇。看着每个人所写，“不外乎想了些什么东西、写了些什么东西、读了什么书”，张大春觉得“不对”，不愿意写。报社说，不写不行。

　　既然写，张大春就要写个像“周记”的。“周记，其实我们小时候就写，一定要分栏目的。一周大事、生活反省、学习心得。”他以一个十几岁小孩儿的口吻，“当时台湾的政局很乱，父母闹离婚，对学校生活不满意，老师又口罗嗦。写了一篇，报社觉得不错，就开成专栏了。台湾有个说法叫‘头大’，我在‘大春’中加了个‘头’，便有了我唯一的笔名。”

　　他的专栏稿件后来结集出版，因笔调轻松讨巧，“难成大器”的少年肖像之下附着了经济起飞后台湾青少年的躁郁和教育制度的僵化，《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畅销一时。“写了四十篇、五十篇，就大卖了。这是我投入最少，但卖得最多的一本书。”

　　张大春在他另一本小说里写道，“人生没什么意思，也没什么道理”。

　　除了报纸，张大春还在1992年到1995年间干过电视。“做过一档读书类节目，为了维持生存，还做过旅游和经济类节目。”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媒体生态发生巨变，商业考量全面压倒文化理想。“整体的市场向钱看，你只能感觉其粗暴。你说我能不能兼顾？没有兼顾。媒体不作为监督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成为一柄进入他人私生活的利器。”不堪当年台湾电视媒体的堕落，张大春“金盆洗手”了。“你是什么货色，生活就给你什么待遇。”不知这句某内地作家的话，有几分对。

　　1999年，张大春又接到一家新成立电台的邀请，“我唯一的条件是薪水，要了一个很高的价，没想他们也答应了。”现在，周一到周五，他每天做两个小时直播，一小时嘉宾访谈，一小时他自己“讲古”，访什么，讲什么，台里完全不干涉。“九年来，台长说过一次，最近说的故事比较长，能不能来点短的。”别的时间，他看自己想写的东西，看自己想看的书，过自己想过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