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和宽恕

　　“青春期莫名其妙地来了……我爱上了一个比我大两个年级的姑娘。”

　　徐星犹豫了很久，提笔写了生命中的第一封情书。那是1972年冬天，在北京××中学，他16岁，上初三。

　　与刘自立的觉醒相比，少年徐星在激昂高亢的革命声浪中，开始了初恋。初恋的感觉幸福而晕眩，却是见证了那个年代人性的扭曲，与宽恕的力量。

　　情书寄出去了，他等来的不是革命时期的爱情，而是公安局岁月。

　　片子里，那个叫颖韬的姑娘，30多年后，特地从美国赶回来，讲述情书的故事：“那是一封发自内心的，很大胆的匿名信，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文革’的不满。”

　　“我当时特别害怕，把信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由于父母不在身边，颖韬不知所措，她最后把信交给班主任，一个从公安局下放来的教师。班主任一点表情也没有，再后来，他用胜利者的神态，告诉她：我们把他抓住了。那一刻的颖韬，心如刀绞：我们这样信任老师，他却利用了我们。

　　“从公安局出来后，我成了不良少年，出于对社会的失望，我在学校里混日子，后来到了陕北，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活”。纪录片没有具体介绍徐星的蒙难，它以上述画外音结束了对情书事件的叙述。

　　徐星告诉记者，30多年后，自己才从颖韬处得知，班主任用鉴别笔迹的方法，最终找到了他。接着，公安局的人把他从家里带走，要他交代反动思想的来源，这以后，他被关了四十多天。

　　情书事件以后，徐星再也没有找过颖韬，他觉得自己看错人了。1975年，他高中毕业，然后插队，入伍，1981年复员回京。再见到颖韬时，已是十多年后，她在教书，他在写小说，各自生活在自己的轨迹里。直到2007年，拍完纪录片，即将回美国的颖韬在机场，对徐星说出压在心底的忏悔：“这事情，我永远不能忘记，不能原谅自己”。

　　离开学校以后，徐星再也没有见过当年的老师。拍片时，徐星曾经想找到他，但是没有找到。在徐星印象里，他今年应该70多岁了。在当年的全班照片里，他坐在第一排的中间。照片在纪录片里放出来时，为了保护肖像权，他的面部打了马赛克。

　　“我一点也不恨他。在我看来，他是个不错的老师，也是个受害者，当时两个小孩子把烫手的山芋抛给了他。在那种环境下，他也只能这样做。”徐星说，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人性被扭曲被伤害，是非常残酷的，而展示自己的黑暗过去，正是对自己人性的审视。

　　关于人性的扭曲，徐晓在接受采访时称，她有时也在想，如果再回到当年的批判会，自己会不会打人呢？她觉得也很难说。“当年批判人，所有人都要参加，个人完全没有判断力。至于社会上忏悔者少，我想，可能是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不觉得是个人问题。具体到个人，我会觉得当年很荒谬，我很可笑，但是没有个人的羞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