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故事两阵苦笑

　　“1967年8月24日，母亲带着我们到李子林投奔亲戚。上午11点左右，走到毛线沟屠宰场对面时，突然枪响了，第一枪打我，我走在最前面，母亲在中间，席庆川在后面。因为我一直处于武斗的环境里，加上人年轻，反应比较快，赶紧喊卧倒。这时，第二枪响了，就听见母亲‘啊’的一声倒下去了，痛苦地捂着胸部，我扑到母亲身上，看到鲜血从她衬衫渗出来，我马上撕下自己的衬衫去堵伤口，血不断往外涌，母亲绝望地望着我，我大声地狂叫妈妈妈妈。但她的眼睛定住了，死死地看着我。这时，对方又朝我们开枪。我站起来，狂舞白衬衫朝对方大声喊：我们是老百姓。但是对方又用机枪扫射过来，我扑倒在田埂下，子弹打在周围‘噗噗’作响，枪声一停，我爬过去看母亲，她完全断气了，子弹从左乳下射进，从右腰部射出。这一年，我15岁，弟弟13岁”。

　　1968年，重庆“8·15“与“反到底”两大造反派发生大规模武斗，一位带着两个幼小男孩的母亲，在避难的路上被造反派开枪打死。

　　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已经人到中年的席庆生、席庆川兄弟在讲述自己亲历的惨剧。

　　重庆沙坪坝公园，中国唯一现存的红卫兵墓地门口。那里的野树残碑间，葬着500多名因武斗而死的青年。一堵墓墙上写着：谁家孩子长眠于此。

　　席家兄弟讲述惨剧场景之后，纪录片里的镜头转向墓地门口，一群市民正在高唱的革命歌曲：“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现场看片的观众发出一阵笑声。

　　席家兄弟后来的命运，纪录片没有讲述。实际上，即使40年后，席庆生的心灵创伤仍未平复，他把母亲的遇难称为“国恨家仇”，电话里他情绪依旧激动：“为什么无辜者被枪杀，为什么一个靠卖血养活5个子女的伟大母亲被当作活靶活活打死？”

　　年复一年，席庆生和弟弟来到公园扫墓，反思。同时，仇恨也在他的心里燃烧着。

　　他向记者说：当年，通过调查了解，得知杀母仇人苏某某，是个孤儿，当过兵，与母亲同属“八一五”造反派，“文革”后期被抓，后保释就医。席庆生迅速制定了复仇计划。当时，他26岁。

　　那是1978年的一天，席庆生刚刚有了女儿。那天中午，他化装后穿着白色警便服，从重庆宽银幕电影院偷来一辆吉普车，计划在中午11点40分到12点，趁医生护士出去打饭的时间，把仇人带出去勒死，连人带车甩进300多公里外的乌江。但万万没有想到，11点50分，席庆生赶到医院时，那个房间已经空了。从此以后，席庆生再没有打听到仇人的消息。

　　一直到现在，席庆生还是不能原谅苏某某，他始终忘不了母亲遇难时那种绝望、愤恨、痛苦的表情。

　　多年后，席庆生在电话里反思这一代人：如果在“文革中，我们能多受点正常教育，也不会这样子。事实是，我们长期所受的教育，是一种英雄教育、战争教育，战争在当时就像一场游戏，对年轻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那种情绪一旦有机会爆发，是非常可怕的……

　　片子缓缓地流动。观众的又一阵苦笑，来自一个老人回首监狱生涯的感慨：“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还能站在这里。”但很快，笑声被另一种残酷的感情代替。

　　老人讲到他在枪毙反革命现场的见闻：“每次有人手拿一根棍子，上头有个圆环，行刑前那人手指上套着圆环将棍子旋转，每枪毙一人，警医上去摸脉搏，用听诊器听心跳，如发现有脉搏或心跳，那人就上前用棍子戳进枪孔中使劲搅动直到犯人死去。我在监狱中经常吓得大喊‘别杀我！别杀我！’”

　　1969年，这个叫任毅的南京知青，因为创作了传唱全国的《知青之歌》，委婉地表达了对故乡的留恋、对前途的莫测，被当作破坏上山下乡的反革命逮捕，历经上百场批斗、一次次陪绑枪毙、9年劳改之后，才活下来。

　　拍片前几个月，任毅和两个难友到当年的监狱旧地重游，三个人整齐地站在警戒线前3米，像从前一样，异口同声地喊了一声：报告班长，犯人进去。那一瞬间，三个人心里都是无比悲凉。

　　当初悲剧的根源是什么呢？面对记者，任毅说，我突破了那个时代的底线，说了100%的真话，而遭受了彻彻底底的摧残。

　　“对于过去的苦难，保持沉默，就等于白受了。我们就是告诉人们那一段历史，不能够再重演。”任毅曾经给中学生作报告，讲他的经历，几千人的会场，鸦雀无声，学生从来没有听得那么认真过。

　　但是，后来的效果却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那些孩子在发表感言时，讲出这样的话：我们要是生活在你们那个时代，该多好啊！没有人管，可以造反，到农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