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公共记忆

　　“校园的一角，一锅炉工推着的平板车上，马桶盖下露出了一双脚，身上流出的粪便沥沥拉拉流在车下，我认出了是校长……”

　　片中，当年的北师大女附中学生冯敬兰讲述着她目睹的卞仲耘被打死后的场景。

　　画外音则介绍，“这是一所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学校，有非常好的老师和教学传统，学生中大多有很好的家庭背景，国家领导人也把子女送到这里。40多年过去了，至今没有一人站出来说一声：当年是我打的人，我错了……”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面对徐星，悲愤交加：“(学生打死老师)这是历史上空前的暴行！”

　　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是“文革”中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师，她死于1966年8月5日，她的死拉开了“文革”中“红八月”杀戮的序幕。

　　卞仲耘死后，9岁的小女儿发现，父亲王晶垚睡的草席的边沿都被咬碎了。而在妻子被害的第二天，王晶垚到西单商店买了一架120照相机，拍下了妻子布满伤痕的遗体。他把妻子遇难时的东西都保留了下来：一件沾满血迹、用黑墨写上“打倒”二字的白色短袖衬衣，一条沾有粪便的裤子(她被打得失禁)，一块表链被打得扭曲的手表，时间停摆在3点40分，1966年8月5日3点40分。一年后，王晶垚在家里的柜子里为妻子布置了秘密纪念堂。柜子的门是关紧的，但里壁贴着卞仲耘的照片，照片前供着鲜花。(王友琴《艰难的控诉：卞仲耘被害四十年后》)

　　祸不单行。1966年8月4日至6日，王晶垚三天内失去了世上最亲近的三个人：爱人卞仲耘、他们夫妇年轻时就认识的朋友祁式潜和刘克林。

　　原《大公报》名记者、中宣部国际司干部刘克林是8月6日傍晚在中宣部跳楼自杀的。

　　纪录片里，作家、诗人刘自立回忆父亲自杀当天的情景：

　　“父亲中午临上班前，将一个月的工资交给我，这个举动不同往常。我在家里并不管钱……。”16岁的刘自立觉得有些意外，但并没有意识到什么。直到傍晚，同楼的邻居敲开家门，对他说“你爸爸死了”……

　　刘自立再次出现在纪录片里，是在1968年1月的批判会上。当年的校友、作家徐晓曾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言。“那时的风气是，台上发言的人一喊打倒，红卫兵就扯着被斗人的头发扬起脸来示众。自立被带上台时穿着囚徒的棉衣，脚上戴着镣铐，剃了光头，没有头发可以扯，便抠着眼窝。”批斗结束后，刘自立在校门口被押上囚车。

　　纪录片没有介绍刘自立当时的思想转变过程。

　　2008年2月27日，面对记者，刘自立说了许多：当年，父亲的“叛党自杀”，并没有影响自己的“革命”热情，他的立场并未完全转变，与父亲“划清界限”和对父亲的刻骨怀念，双双并存。但很快，他因质疑“血统论”，攻击领袖罪，于1967年8月身陷囹圄。

　　在监狱的10个月，他学《毛选》，背诵《矛盾论》、《实践论》，对于批判，不屑一顾。他认为自己的理念是正确的。但1968年1月的那次批判会，却深深触动了他。触动他的，并不是批斗本身，而是一种亲情的负累。

　　批斗结束那天，他默默地望着姐妹追随囚车的身影，不敢喊出声来，怕连累了她们。车越开越远，她们消失在远处，他收回视线。这段记忆，始终在他的心中挥之不去。他说不清楚，这种感情震撼是怜恤还是后悔，是自责还是愤恨。

　　多年后，刘自立在评价徐星的这部纪录片时，充分肯定它侧重普通人受难的叙事角度。刘说：“普通人是‘文革’最大的受难者。他们都是非正常死亡，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的‘政治身份’，决定了他们的无辜死亡。这是用民疯代替民主的革命！”

　　在刘自立看来，纪录片没有触及悲剧发生的深刻原因——何以那个社会突然之间陷入疯狂和暴力？

　　这个过去40年的历史，在此后的社会中并无反思和发掘：关于卞仲耘之死以及“文革”十年的文字和研究，一直凤毛麟角。

　　在这部纪录片，没有讲到刘自立和徐晓以后的命运。大概在1969年或1970年，出狱后的刘自立，第一次读到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那些对于民疯和纳粹的批判——使他的思想受到极大震撼，确立了他今后观察问题的角度。

　　徐晓也在经历着很多事情：地下阅读、被诬入狱……慢慢开始了反思。“文革”结束后，她和刘自立在著名的文学刊物《今天》相遇，曾经的“阶级敌人”成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