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找到一个敢于忏悔者

　　“1966年，我刚刚十岁，记得那年夏天，天气炎热，阳光刺眼，生活一夜间全变了……”

　　随之而来的，是跳忠字舞的红卫兵，除四害时一车一车的麻雀……一个异样的年代扑面而来。

　　“随着暴力的升级，父母们开始不允许孩子们到街上去玩儿，可是我看到的这些，即让我恐怖又让我觉得新奇，好像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在。”

　　“1968年，父母为了我能受到完整的学校教育，把我从他们的下放地送回到北京，从此我开始了一个人在北京的生活。”

　　“从12岁时开始，我有了一个让大多数孩子羡慕的机会，每年两次单独上路去看望远在甘肃的母亲，很快我就迷上了这种路上的生活，学校再也不能吸引我了，与父母的愿望相反，我不仅没能好好上学，几乎成了一个流浪儿。”

　　1966年的中国，正发生着刚满10岁的徐星无法理解的事情：批斗、大字报……那时，他的父亲是中国林业科学院的技术人员，后被打成右派；母亲是医生，随医院迁至甘肃，姐姐在内蒙插队，哥哥在怀柔，一家六口，就他一个人呆在北京。

　　每年两次去甘肃的一路上，徐星看到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火车里挤得和罐头一样，跟在学校里听到的，完全不一样。饥饿、贫穷、孤独，使得他从12岁起就是一个怀疑论者。

　　少年时的经历在徐星的印象里是如此强烈。长大以后，他慢慢懂得一个道理：暴力——无论是实施者还是旁观者，它都会像毒品一样，足以使人上瘾。20年后，这番经历最终化为他记录历史的作家梦，又10多年后，化为拍纪录片的动力。

　　“四十多年后，我知道对于我和很多人来说，这些并没有过去……为了童年的记忆，我找到了一个个默默记录着当年那些血腥的地方。”

　　徐星是2006年开始拍片的。这一年，“文革”结束30周年，他把多年的思考写成了剧本。

　　最初，他试图复原一些红卫兵的记忆，“我想做他们当年挺英雄主义的那种，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的生活千差万别——我就想跟他们聊天，想听听他们怎么看待当年的英雄主义。”

　　2006年春天，他带着法国摄影师去了哈尔滨、重庆、南京、韶山等地。但他很快发现，很多普通人不愿意面对镜头。

　　在长达两年的拍片过程中，徐星没有找到一个敢于忏悔者，没有人敢在镜头前，说自己在“文革”中打过人、抄过家。

　　“没有一个人”。徐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这种遗憾的感觉，在他采访卞仲耘事件时最为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