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敏感”为平常

　　陈:以前我们称赞某人作品写得精彩，写得好，常用“化腐朽为神奇”等等，你的自传给我突出的感觉是:举重若轻，化“敏感”为平常——比如“反自由化”，比如“清污”，比如批《苦恋》，比如“四次作代会”，比如周扬的“异化论”……此前，大家讳莫如深，似乎都是“敏感”问题。记得某一时期，你曾自称“敏感”人物。“敏感”人物写“敏感”问题，你有过思想压力吗？你是如何考虑的？

　　王:压力很小，我有善意，又有自省精神，没有诉苦记仇呼冤的愿望，再抓住了历史主义，站到了高一点的地方，写起来自有办法。

　　陈:在社会的其他方面，“清污”、“反自由化”作为历史的一页早被轻轻翻过。经济界有句颇为生动的话:昨天批判的，正是今天要干的。而“反自由化”、“清污”在文艺界、思想界仍被视作“敏感”问题，这是为什么？

　　王:政治与意识形态问题还得推敲几十年。

　　陈:《当代文艺思潮》是新时期以来创办的第一家省级文艺理论刊物，它在1983年1期刊载了徐敬亚的文章《崛起的诗群》，撞到了枪口上，成为“清污”的重点。当时，我只是《当代文艺思潮》的一名小编辑，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更甭说你的老朋友谢昌余了。恰在此时，你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在胡乔木面前替《当代文艺思潮》及谢昌余同志做了许多解释，说了许多好话。对此，我只能用感动、感谢、感慨来表达我们的心声。我想知道的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王:由于有当桥梁和减压垫的愿望。

　　陈:你的老朋友谢昌余，作为文人、作家，有其自由、散漫、敏感的一面，但作为共产党员，他的组织纪律性还是很强的。1982年11月中旬，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贺敬之在西安主持召开西北五省(区)文艺座谈会，谢昌余在发言中汇报了准备发表《崛起的诗群》一文及就此展开讨论的意见。会上，贺敬之等对这件事很重视，认为搞好这个讨论很有意义，强调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并提出要看文章清样。于是编辑部派专人送去了清样，跟随贺敬之与会的陈涌等一批专家、官员审读了文章，并由时任文艺局代局长的杨子敏正式传达了“同意发表，组织好讨论”的五点意见。作为偏处西北一隅的省级文艺理论刊物，为发表一篇文章所做的汇报，应该已到“高层”了吧！再高的“高层”，说实话，我们踮起脚尖也够不上了。可当胡乔木点名严厉批评《当代文艺思潮》及《崛起的诗群》时，当初审过稿拍过板的人，没有一人出来说话。不说话就不说话吧，别火上浇油也行啊！可是……相形之下，你的仗义执言是多么地弥足珍贵！

　　王:你要不说，我不知这一段。

　　陈:你在自传中有这样一段话:“胡乔木更看重的则是于甘肃出版的一本《当代文艺思潮》，主编是我在一九六三年西山读书会上见过面的谢昌余同志，谢在‘文革’中还给省领导同志(后为中央领导同志之一)做过文字工作。尤其是该杂志上发表了东北诗人徐敬亚的一篇文章《崛起的诗群》，被认为是颠覆性的。徐发表过《圭臬之死》一文，更被胡认为是革命文艺的掘墓人。胡把一个文件中说到徐敬亚同志中的‘同志’二字都勾掉了。”(《大块文章·现代派风波》)

　　这里我要指出两点:

　　第一，胡乔木把《崛起的诗群》与《圭臬之死》视为“颠覆性的”、“革命文艺的掘墓人”是没有疑问的，但他把徐敬亚同志中的“同志”二字勾掉，却与《圭臬之死》无关。1983年6月，胡乔木在关于徐敬亚情况的材料中的“辽宁师范学院学生会刊物《新叶》和甘肃《当代文艺思潮》先后发表了徐敬亚同志系统鼓吹现代主义的文章”做了两处修改:在“徐敬亚”后面去掉了“同志”二字；在“鼓吹现代主义”后面加上了“而背离社会主义”。而《圭臬之死》的发表则在时隔三年多的1986年之后。第二，关于《圭臬之死》的背景及内容。1986年夏天，《当代文艺思潮》与《诗刊》、《飞天》在兰州组织了一个诗歌研讨会，请了许多诗人、评论家及一些文学期刊的编辑人员与会，其中有比较突出比较扎眼的朦胧诗派的一些代表人物——江河、杨炼及被视为朦胧诗的鼓吹者及理论代言人的徐敬亚。当时的诗坛，已是“乱世英雄起四方”，随便几个人扯起旗号、拉个山头便是一派，“各领风骚三五年”，已被“各领风骚三五月”超越。对此诗坛乱象，徐敬亚很是失望。在发言中，徐对他的《崛起的诗群》也进行了反思，甚至做了一些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谢昌余及编辑部同仁认为徐敬亚的发言不错，鼓励他写成文章，这就是后来的《圭臬之死》。《圭臬之死》表达的正是徐敬亚对当时诗歌现状的失望——诗已经失去了评判的标准——诗的标准已经死亡。这就是它的“颠覆性”。文章经反复讨论几经修改，由近三万字压缩到一万多字，定于《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1期刊出。这次会议由于有一些“敏感”人物与会，所以一开始就受到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稿子刚送到印刷厂，立即有人给上面打了小报告，说徐敬亚及《当代文艺思潮》对批判《崛起的诗群》心怀不满，又组织了《圭臬之死》反攻倒算，并望文生义，演绎出了《圭臬之死》是指党的文艺政策已死，党的文艺标准已死！岂止南辕北辙！岂止天壤之别！后来，“上面”派人越过甘肃文联，越过《当代文艺思潮》直接从印刷厂调走了《圭臬之死》的清样及原稿。心有余悸又非常气愤的谢昌余，表现了少有的干脆与麻利，当机立断，撤下了稿子。后来此文在辽宁的《鸭绿江》刊出。

　　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