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我谈一下我参与这套书和阅读这套书的感想。有人给我想到林宇生（？）先生十多年前的判断，说中国的问题是新的先进，是某种文化决定论，我原话记得不是很清楚，中国失败总是要先推进一套观念，把观念推到至高无上，以观念决定进程，我看了以后有很多的启发。无论从二十世纪初还是今天，我们可以得到大部分与林先生判断相反的看法。胡适先生就是认为把观念放开，要处理具体问题。邓小平说不争论，包括观念上的争论，很多知识分子也主张，要少谈主义，要多谈问题。从1949年以来到今天，所有教科书里都在说世界是物质决定的，不是观念决定的，要把观念压到几乎没有的程度。中国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们从物质观念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中国的问题不是要试图通过观念来解决问题，而是要通过贬低观念的意义来解决中国问题，这才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承认观念的观念问题，通过绕过观念问题可以解决中国问题，这是中国一直以来很大的问题。

　　你贬低观念的结果是什么？贬低观念并不能把观念贬低掉，你处理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是从观念出发的，没有观念你就出不来问题了，如果脑子里没有判断，比如没有民主的观念，没有正义观念，不正义就不是个问题，你研究什么不正义问题。所以当你贬低观念问题你得到坏的观念，恶的观念就占上风。

　　这套书它很大的意义，从它出版的过程也可以反映出来，要树立观念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在读者中的地位，学者中的地位，在大学生中的地位。应该说正确的观念很重要，错误的观念同样很重要，只有你把观念的问题、观念的重要性充分展开了，那么错误的观念得到普遍认可的机会才相对比较小。所以我觉得我们这套书里还少了第一本书，就是应该选一本关于观念的20讲，如果有这样一本书，那么这套书就比较完美了。而且我想在确定观念基础上，在学术角度来说，还要区分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有的是概念concept，有的是观念idea，有的是理想ideal，我觉得这些所有的根本是观念的重要性，所以我期待看到我们这套里有一本书叫《观念二十讲》，而且通过这套书能够重新推动确立观念在中国意识里的重要性，谢谢大家！

　　刘景琳：刘先生谈的对于我们来说非常有鼓舞，当时做的时候没有想这么高，我交代开场白的时候我始终想到一句话，前几年，有一个经典的概括，“思想淡出，学术凸现”。当时出这套书时，我们有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就是“新文化运动”。

　　何怀宏：我们关注不是概念，不是哲学家、思想家的概念，而是在世界上发生影响的关健词，在很多人头脑中起作用的。

　　雷颐：我先讲一些简单的再谈它的意义，刚才听了各位讲话，我看了《战略二十讲》，我看了选路与我的想法不一样，比如谈尼采，都是尼采本人的东西，而不是某个人论尼采，论康德。比如说我想看关于丘吉尔铁幕的演讲，我们搞历史的更想看原件，我看选的比如尼采，都是每个大思想家自己的片断，而你选的有点不一样，不知道主编是怎么想的？

　　时殷宏：开始我们也想过，我与何教授也讨论过，对于战争，都是分散的，你选择哪一段哪一章，如果你没有一般当代最权威人来解说，帮助读者解读，真是看不懂。也许我不太懂，你说伯拉图那个东西，要把原文拿出来，有的时候也许给哲学教授读还差不多，你要推出去给大众读，大众也没有这样的义务，比如假定在大众有限时间里能成读本，或者从伯拉图读出编者希望读出的东西，距离很大。我与何教授商量，我们认为有一些东西真的没有办法。

　　战略肯定不如从原著里提出来的，因为加上战略的特点，加上这本书实用性的功能，我还是把当代世界研究最权威的人，把他的东西提炼出来，这虽然有点隔靴搔痒，也许相反，也许甚至看出选题的本人，看出本人的意图。这（里）我解释一下。

　　雷颐：您选择从营销的观念很对，刚才这位编辑告诉我，这套书就是你卖得最好，现在已经开始加印。

　　时殷宏：我觉得从理解战略本身来说，也许这是好的方法。

　　雷颐：第二点我想谈一点意见，刚才刘军宁教授谈到观念的解释，在中国文革把意识形态抬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旧的观念没有动摇，又在这观念下做一些事情，只有采取不争论的方法。

　　我现在在搞一个文章，关于电子音乐，电子音乐按照教科书那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有个艺术家导演不管什么争论，就先用了电子音乐。后来讲服装、牛仔裤，把这些说成资产阶级东西，认为不能穿，用这些观念来压制生活，我就知道大学生穿牛仔裤最后会影响到分配，最后是团中央出证明，说牛仔裤是劳动人民的服装，喇叭裤在敦煌飞天里就有，这是民族服装，不是西方腐朽没落的东西，在观念上证明了一把。我们曾经对于观念，生活都要按照观念（来进行），正因为有了这个才有了后来有人对观念的解释。

　　对于历史上的规律我们应该做一个历史性的分析，现在就简简单单说曾经什么什么观念不对，它有它的历史原因。现在我觉得，那一套观念正统性还没有完全的被质疑，现在从八十年代起不断介绍一些新的观念，就显得特别重要。我觉得这套书实际使我看到八十年代的精神在这里复活。大家知道，八十年代有热门的书都是介绍西学，而到现在，九十年代到现在，都是国学书一套套出来。现在这套书或者类似的书很有意义。这个时代在变化。曾经有一段时间，包括电视台一直在宣传，背后有政治力量推动，包括各级政府记这个、记那个，这是经济利益和现实的政治考虑。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介绍一些像宪政、民主、法治、科学、市场、财富等等，我恰恰感到这更有必要，更有意义，这也是这套书的意义之所在。

　　秋风：我简单说两句，我觉得我们这套丛书叫《大家西学》，刚才何老师也谈到，鉴于若干年国学比较热，有必要编制这套书。从保持市场平衡的角度来说，做这样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让大学生和一般读者有个平衡需要。当然本身这事情价值很大，不用我在这表扬。

　　其实就事情本身来说，我还是觉得可能没有太多必要去强调说，中学、西学之间有太多的差异或者一种对立，因为这种观念其实也是一种观念。在很多受过教育人的头脑里是根深蒂固，经过大概百年的历史，像新文化启蒙运动什么的，这种变化本身就根深蒂固。

　　刚才时殷弘也讲到，现在中国一些观念，甚至制度、规则，你仔细考察的话，其实与西方可能有程度的差异，但没有性质上的差异，比如谈论法治、正义、宪政，包括谈论市场。刚才说新文化运动，如果有这样的新文化运动，必须要有对前新文化运动有个超越，就是我们真正保持开放的心理，不光是对西方开放，同时对我们自己的经典也有一种开放，去试图理解它，理解它背后究竟包含什么样的观念？里面体现制度的原则是什么？究竟隐含着什么？就是可以与现在接触西方观念制度有着对接的地方，我觉得这样可能更有一些价值。也许我们应该再做这方面的工作，比如导论能不能稍微的扩展一些。我建议，后面能不能再有一篇，简单叙述一下中国的经典作家对这个主题的大概看法，不用太详细。这样对读者来说是个双向的、互相的一种扩展适应。这也会引导他去同时理解和了解西方的经典，同时也了解中国的经典。谢谢！

　　刘军宁：我想起一件事，十多年前陪一个美国教授逛街，我当时看了一本旧书，类似于叫艺术观念这样的书，是中译本，当时买下了，美国教授问是什么书，我说了，当时那个教授是搞历史的，他就给我提醒了一句（英文？），这反映出他们对观念的看法。从这出发可以从不同视角看这个意义。一个是中国与西方学者判断观念可能会有一点差别，其实我们传统上更强调观念。还有，他们对观念的解决也反映了一种行业或者职业的差别。比如像某些历史学或者其他学科，可能有一种避免先入为主的观念。另外他们对于观念，并不是认为它不重要、不重视，是对观念的批判与警觉反思，这些并不影响我们做这套书的意义。

　　现在很大一个背景，现在更多人，包括教学生的老师，很多学生学了很多知识，没有观念，没有想法，更没有系统的观念，所以有这么大规模的传播很有意义。

　　另外谁会看这本书，可能专业人士会去看，但是我认为并不是由专业人士去看，这样才有更广泛的传播作用。从现在这种形式的做法来说有这样的意愿，但是能不能达到？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这书等于两个标题，一个是“观念读本”，还有一个“大家西学”，以后还可以继续扩展。如果你不做大家西学，就做中国文化，其实会造成另外一个问题，可能很多关心中国观念问题的人或者读者就会偷偷看那些书，而另外一些人可能就不会问津。另外一个可能，在以后出的书，包括西学范畴里，最近几年出了不少西方人关于非西方研究的很多东西，包括后现代意味的等等，在传播意义上也是很好的。就是能不能站在西学立场上，突破一个纯粹经典的，而更包容、更前沿的，包括西学涉及非西方为中心的观念选题，这可能是未来要调整或者继续深化的设想。

　　总的来说，有这样一套书，如果能够继续出下去，有这样的规模，我只看了其中若干种，当你看了这一套书，有相当比例的是你喜欢看的内容，那么这套书就是很有吸引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