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一个是观念的问题，为什么把大学、童年、美国作为观念，我在这里说一下，某一类人或者某一地域，或者某一年龄段，这确实不容易做为观念，但是是这样，我觉得有些东西，比如我们说哲人或者知识分子，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一说到知识分子就是他代表着什么东西，或者谈到施特劳斯意味着什么。比如童年也是类似，前几本书很畅销，比如《消逝的童年》，就是现代化的发展使得童年在消失。这个童年是个时间概念，有着实质含义。童年在作者尼尔•波兹曼眼中就是已经意味着某种东西，比如欢乐、跟自然的接触，已经意味着有一种含义在里面。

　　美国也是这样，比如我们读19世纪俄罗斯的东西，有时候不用别的，就说欧洲，欧洲对俄罗斯意味着什么，就已经有个很深的广度，又恨又爱。美国对我们来说，也意味着很多除了国家以外的东西。如果哲人、知识分子可以作为观念，我觉得这些也可以。当然这不一定能说服别人。

　　另外您讲到中西，为什么强调以中西为主，西方应该说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不仅对中国，对世界也是这样，它的观念对世界影响最大。在近代，中国人也最关心中国人如何接受或者如何演绎这些观念。以中西为主怎么说呢？我觉得要以中西为主。中西为主没有囊括全部的概念，因为还有东方、印度、伊斯兰等，这些我没有包括。中西为主而不是东西为主，不是全新的概念，所以它可以为主。而我主张是西方影响最大，现在“主轴”是它打造的。在中国立足于本土，主要是这样的观念。

　　时殷弘：刚才何怀宏教授的开场白讲得很好，但是刚才的问答有点像答辩式，我想谈一下我想到的事情，这套书至少在当代中国是个创举。曾经在西方，汇集了100多个美国第一流的权威，搞了一个项目，叫做《西方伟大经典》系列，第一个是《荷马史诗》，另外还有《牛顿力学》，关键是为什么找100人，而且是一流权威？如果加上他们的助手阵营起码500人，编了多年终于编成了。他们选举了100个概念，比如爱情，婚姻，国家，革命等，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概念，我当时还是大学生，我看了这书很吃惊，有一些概念我们当代人可能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或者认为不重要，或者认为已经past，但是因为是西方伟大经典，所以有一些概念在历史上非常重要，现在还有一定的影响。比如天使，天使就是一个概念，这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名词。选取这100个概念仍然不是他最主要的工作，最主要的工作一般来说我们做不到，必须要有大量人力来做，就是他把所有经典中，每一段中如果出现天使，会在最后注上《荷马史诗》第几篇、第几章、第几段有天使。另外一汇集起来，关于天使，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写一部天使观念在西方认识史上的历史。对于国家更多了，比如洛克的书里面有多少国家全部列出来，这个工作确实很难。

　　我们现在既没有能力做这个工作，也许不需要做这个工作。何教授主持做这套书，有长远的意义，就是第一次在时间、精力允许条件下做这件事情，而且也是有比较紧迫的现实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先前大多关注西方和西方观念，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比较能早点出来的东西，把这些东西汇集一下，梳理一下。

　　我觉得类似的工作，比如中国人也搞一个，不是说四库全书，是中国伟大经典，把里面概念抄出来然后做详细的说明。

　　西方基本观念，如果你说100个都承认，这是历史上，自从从《荷马史诗》五千年找出来，当然工作量很大。我们是在时间、紧力、财力可行范围内，做了一个开拓性的工作，我们选取有30个概念，当然不能全部包括，但是汇集了确实是西方的概念。这样可以再次加深我们的印象。首先西方基本观念是属于能动内涵，主要是它的历史概念。有一些概念产生得很早。无论是亚里士多德，中世纪托马斯等等。另外西方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内在丰富性，这不但是历史性，而且西方内部的民族、文化也是很多样性的。

　　民主这个概念也是如此，民主观念最早以雅典为代表，到了宗教改变以后，这个观念成为非常突出的观念，而且在当代世界很有影响。有个能动历史，同时还有雅典民主，从开始有了民主观念，特别是加入教会开始。法国大革命也是如此，有它的丰富性。

　　西方基本观念，就像谈中国基本观念一样，我们对中国，大部分人对中国比较了解，所以中国基本观念的历史性和内在丰富性不言而喻，但是我们也要强调，西方观念也有它的内在丰富性和历史能动性。

　　另外特别是西方观念与中国，中国近代史上从来没有嫁接式的移植行为，中国都是从所处的环境进行具体需要，进行选择，中国人可能从来没有将天使作为一个概念，也很少选取爱情主义，中国特别注意的是包含鲜明的政治性，比如国家、民族、自由等等。

　　总之，我觉得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中，对中国选举什么样的西方基本观念有决定性的意义。我觉得西方观念与中国确实不一样，但是现在谈论和谐世界，谈论古代思想优越，特别是我们自己，很多时候中国人跟美国人一样，世界上三个民族是例外民族，就是不一样，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现在很多谈论中国文化，认为很多东西中国都有，但是却有一点毛病，比如拿西方现代和中国古代相比，严格意义上不大好比，为什么不进行同时代的比较，如果用亚里士多德对比孔子，尽管是各自文明和历史、民族的特点，但是我们发现即使不是相同，也是很有共同特点。比如西方的古典思想，特别是中世纪，我们不能说一样，但是有历史的统一性。

　　在谈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很多地方并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么多差异，有一些至少是共同价值感。因此我们有个任务，编这书也部分符合了这个功能，即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待于进展，仍然需要拓宽、加深的，中国对同样是历史、多样化的西方理解，这样有助于中国有借鉴的来了解西方甚至学习西方。

　　我编的是《战略二十讲》，几句话非常简单，战略是有它的特殊性，甚至可以说它的狭隘性，战略如果在抽象概念意义上、宽度意义上，仍然有不足处，但是也有普遍性，比自由、民主、婚姻更具有普遍性，因为战略是做难事情的办法。喝茶大概不需要战略，但是如果我是九十岁人，已经举不动茶杯了，这时候也要想办法自己喝茶，这也有一定意义上的战略。同样，战略是要想出个做事情的办法，所以战略远远不能代替对这个问题的道德评估，所以是工具性；另外它有它的哲理性，你要把一件事情做好，任何人处在两难或者两个以上的麻烦时，怎么做就有它的哲理性，或者升到哲理高度上？

　　另外战略有它的灵魂，对于战略有真正深刻和常识性的理解所强调的，做事情的办法最重要的战略就是要与时俱进，永远要面对变化的形势。要处理这样的局势，毫无疑问，战略的灵魂很简单，但是也不容易做的，就是没有什么科学，没有什么定制，依靠才能、经验、实践。说到实践，每个人都是实践家，但是每个人亲身做实践都是非常狭窄的，最大的实践途径是人类的历史实践，至少是个文明的历史实践，如果西方观念，成文史，我们说上下五千年，如果把西方老祖宗归到两河流域，归到埃及，肯定不止上下五千年。所以我们编西方观念二十讲，很多人一看，肯定认为是从漫长的历史中吸取观念。所以我们不能借鉴一个人的经验，借鉴其他人的观念，这个其他人是非常巨大的集体，就是我们所称的西方，至少是很大部分人类，至少是500年的经验，我们能够便利涉及到战略用途。

　　另外大部分老百姓不是哲学家，是有现实兴趣的，现在中国因为各种各样复杂原因，尽管我们国家纲领方针是和平发展，尽管这个世界同四五年相比要进步很多，但是大家对于历史上最集中怎么打仗、战略有比较浓厚的兴趣，战略卖得比较好，我们可以通过各方面的工作来满足特别是年轻人这类有兴趣的人。

　　何教授主持的这套书无疑是中国的创举，中国很多地方是空白的，或者做得很不够，我们可以做很多创举，但是具体做也不容易，我想这本书一半能够这么快推出，毫无疑问是何教授，有关的作者，还有出版社组织人员做出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