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苏童

　　日前，囊括了苏童20余年创作的120个经典短篇的“苏童短篇小说编年”五卷本(《桑园留念》、《狂奔》、《十八相送》、《白沙》、《垂杨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这是苏童的作品首次以编年形式出版，堪称苏童短篇的集大成。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短篇笑傲文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中国短篇小说仿佛进入一个无人问津、最为暗淡的时代。

　　接受本报专访时，苏童自称对短篇小说“是来自生理的喜爱”。“谈短篇小说的妙处是容易的，说它一唱三叹，说它微言大义，说它是室内乐，说它是一张桌子上的舞蹈，说它是微雕艺术，怎么说都合情合理”。中国短篇小说的创作力量一直存在，只是短篇已变成小说创作者一种非常奢侈的题材选择。

　　“写短篇差点写得我揭不开锅”

　　苏童表示，“短篇小说，从它的社会功效来说是非常棒的文学形式”。而且，据他观察，中国如今创作比较活跃的作家，都有忽长忽短的一个时期，都曾热衷于写短篇，像他自己、王安忆、迟子建、贾平凹、莫言、余华等，还有一些主要是写短篇的，像刘庆邦、阿城等。“那么一支创作力量，其实是一直存在的。”

　　但是，“即便对短篇有偏好，有些作家也是不敢写的”。苏童说，在当下的中国，短篇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奢侈的题材选择。他对此有着“切肤之痛”。他“喜欢读别人的短篇，也喜欢写”，但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作品里一直是中长篇居多，如《妻妾成群》、《红粉》等。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突然觉得“自己对短篇小说痴迷得有点癫狂”，这才开始了专注短篇小说的创作。

　　但苏童称“写短篇差点写得我揭不开锅”。为何？“一个短篇，你要花半个多月、近一个月去写。即便你有很多很多构思，一年写出10个也就差不多了。短篇是一次性稿费，通常就是每篇500元钱，跟上世纪80年代比，没有涨多少，10篇就是5000元钱。在如今这种社会，几乎没法维持一个作家的生活了。可谁都要生存，这非常现实。”

　　此外，现在的短篇小说，只在非常小的圈子里生长、消化，所以谈不上什么影响。“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的短篇是非常多的。”可“当时，老有人问我，苏童你已经几年不写东西了？别人觉得你不写中长篇，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好像被土埋葬了一样”。

　　对话苏童：享受写作那种鬼鬼祟祟的私密性

　　这套书让我为出版社担忧

　　广州日报记者：20年创作结晶的短篇小说，才结集成这套“苏童短篇小说编年”，怎么想到以编年体的方式来出版？

　　苏童：其实这次出版的120篇并不是我这20年来所有的作品，有些我不满意的并没有收编进来。之所以用编年体的方式来出版，这是出版社方面的计划和安排，他们出版社自己比较喜欢我的短篇，可我还是有点为出版社担忧，因为目前短篇小说的市场太不好了。

　　我怕别人赔钱，有点担忧，我建议不出的，但出版社方面觉得值得出，所以就出了。实际上很多现在的读者已经不能体会短篇小说的滋味，我一直都在说，如果小孩睡觉前需要一篇童话来进行抚慰的话，那么短篇小说则是成年人需要的童话。

　　广州日报记者：但我们印象中你更擅长写中篇和长篇，你自己是怎么看的？

　　苏童：很多读者其实对我的短篇小说一无所知，我这次出这些短篇小说，是想让读者看到我除长篇小说以外一面的短篇小说，也是我自己认为最为重要的一面。

　　我确实不怎么想被世界记住

　　广州日报记者：从写完《碧奴》之后，您主要以中短篇为主，而现在的中短篇是不那么被关注的。你不害怕那种被世界遗忘的感觉吗？

　　苏童：我倒也不想被世界遗忘，但是我确实不怎么想被世界记住。有一种状态很舒服，比如说我的作品还是有读者看，这个读者群或者仅仅是几千人，对我来说其实已经很满足了。你要说一个作家，真的不要读者，他一定是骗人的。不要读者你放抽屉就完了，不要发表，不要寻求那个呼应。

　　广州日报记者：有这样一段文字：“童忠贵(苏童原名)与苏童无关，他始终过着普通的日子，有一张早年的照片，是在他家门口照的，年轻的他正领着幼女出去买冷饮，《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广告牌挡住了他家的旧楼。这个穿着T恤短裤，牵着女儿小手的普通南方男人漠漠然地从旁走过。”感觉你是特别耐得住寂寞的人？

　　苏童：我不是耐得住耐不住，我很喜欢寂寞。现在这个时代变了，写作变成一个很公众的事情。但是写作最迷人的、最诱人的就是他的私密性。就是一个人自己在灯下就像从事地下工作一样，鬼鬼祟祟的感觉，这个私密性就非常享受。但是当写作一旦完成，变成一部作品，变成书以后，这种私密性完全被破坏，恰好又应合了写作另外一种要求，就是人内心本能的要求，就是寻求世界某一个角落呼应的问题。但是如果我所描述的这两种美感被一种商业、一种热闹所破坏了，这两种写作诗意的平衡就完全消失了。所谓寂寞也好，热闹也好，记住也好，遗忘也好，都跟我说的平衡有关系，就是怎么不被打破，怎么维持的东西。有些东西看起来是一种姿态，其实不是姿态，就是心情，我天生是这样的心情。

　　刚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是天天在挫败

　　广州日报记者：什么原因促使你走上创作道路的？

　　苏童：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人人都喜欢文学创作的年代。我刚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不是挫败感，是天天在挫败。我大学大概一直持续两年不停地在寄出去退稿。退得不好意思，老有同学拿过来用很同情的目光看着我，说你的信，这么厚的信，一看就知道是什么问题。记得我们旁边班有一个女同学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散文，在当时来看是多么羡慕的事情。倒是我比他们更努力，所以后来在大学期间发表的文章比他们多。

　　广州日报记者：你写《妻妾成群》的时候才二十多岁，这让我非常惊诧，从风格和文字来说，不像是一个二十来岁的人写出来的小说。你是如何创作出该作品的？

　　苏童：写《妻妾成群》的原始动机是非常简单的。这要看我写《妻妾成群》之前我在写什么。因为这之前所有的作品，包括《1934年的逃亡》，就是所谓当时先锋派时期的作品。所谓的古典精神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样，从小说运作的构思开始到最后语言的表现方式、结构方式，都用中国化的，不用西方式的非常激进的结构方式去做，而是说好故事，写好人物，用线性的语言方式把故事推进。

　　我脑子里一直有这么一个想象，我要写这样一篇东西，一个中国故事，老老实实说人物，老老实实讲故事。在这样的动机下《妻妾成群》这个故事慢慢酝酿成功。这个小说确实不是一日之功，从中篇小说，在马原给我的启发之后，从1988年到1989年一年的时间，我脑子里一直在想中篇小说，想古典精神的小说。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出来的。

　　我跟张爱玲没有关系

　　广州日报记者：有评论说你的作品受张爱玲影响很大，是这样吗？

　　苏童：这是一个误会。问这个问题的读者一定是比较年轻的，张爱玲热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而《妻妾成群》是上世纪80年代末写的。我根本没读过张爱玲的作品，但是比较奇怪的是很多人都觉得你跟这个一定有关系。后来我读到张爱玲的作品很喜欢，所以无所谓扯上这种关系，尽管那个不真实，我从来不去澄清这种事情。

　　广州日报记者：能给读者透露一下你下一步的创作计划吗？

　　苏童：我其实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历时已经一年多，当然短篇小说的创作已经暂停了，这是一个描写上世纪70年代故事的小说，具体情节现在也不知道怎么说，等完成后再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