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月十九日，黄昏时分，知道了阿兰·罗伯－格里耶在前一天去世的消息。大概因为我是第一个把他的《窥视者》译成中文出版的，朋友第一个把这消息告诉了我。

　　法国现代文学的一位先锋性人物倒下来了，“新小说派”文学还能继续下去吗？是否作为一个时代已告终结了呢？罗伯－格里耶的大胡子形像浮现在我眼前，他的大胡子似乎不是长留，有时也修剪成小胡子。我第一次在北京见到他的时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印象中他是大胡子。当时是作者与译者的第一次见面，彼此均欲就他的作品与翻译的问题交流、长谈。可惜他行程匆匆，只能互换名片，约定将来再聊。一九八五年晚秋，我因事到巴黎，下车伊始，就拿着罗伯－格里耶给我的地址去找这位只见过一面的“新小说派的教皇”。出乎我的意料，经过多次叩门，电话查询，始终未能见到这位“教皇”。难道他如他的小说中人一样神秘失踪了？还是他对中国人有偏见，不愿接见来自中国的学者？我迷惘了一个多月，元旦也过了，正准备离开巴黎，突然收到从巴黎西郊纳伊市辗转寄来的一封信，信封上明显是“教皇”的笔迹，信是写给我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朋友：

　　八五年最后一个学期我是在纽约度过的，我在那里的纽约大学讲授“新小说”，因此我只有回到法国过圣诞节时才能收到你的两封信——一封是十月十四日从北京发来的，另一封是十一月六日写于巴黎的。

　　我的夫人比我早点离美回国，她马上回信（加上打电话）给你居住的戈伯兰旅馆，可惜你似乎已经离去了。我将邮局退回给她的信附在这里。

　　我十分惋惜没有能够在家里接待你，没有能够同你畅谈我们感兴趣的一切话题。我的新书《返照的镜子》一出版即获得巨大的成功，加上风行一时的杜拉斯热，以及克洛德·西蒙的诺贝尔奖，整个新小说派必然又一次大放光芒！

　　我利用这机会向您祝贺新年，并致以热烈的敬礼。

　　阿兰·罗伯－格里耶

　　1986年1月6日

　　就这样，我与罗伯－格里耶重逢于巴黎。几天后，罗伯－格里耶邀我到他家里喝咖啡、吃午后茶，我去了。印象中，这时的罗伯－格里耶留着小胡子。他先赠送他的新作《返照的镜子》给我，随即拿出几套他摄制的新小说派电影放映给我看，看了一下午，都是试片，有些只是片段，我都没有看懂。只记得有一部片子中美女如云，穿着古希腊式长袍，经常作飞天状翩翩起舞，片名都忘记了。我们谈话的题目很自然就“怎样读懂新小说”而继续下去。我承认，当年翻译《窥视者》时，我将这本十多万字的小说仔细读了两遍，才品出一些滋味来，看到了全书的脉络。新小说给人以难懂的感觉，首先是一个阅读习惯的问题。过去我们看惯了巴尔扎克式的传统小说，里面有人物，有情节，只要一页一页地看下去，人物的悲欢离合，一目了然。新小说则重物不重人，事物的存在是主要的，人物和情节的连贯是次要的，往往从一个片段突然跳到另一个片段，作家也不给予解释，传统的读者就认为看不懂，看不下去了。其次，新小说将过去、现在和未来，回忆与幻想，都放在同一平台上，结果构成了一座“迷宫”，读者必须参与进来，思考、推理，将失落的环节重新连接起来，才能得出事物的真相。稍有疏懒，便走不出这个“迷宫”，感觉不可理解。

　　罗伯－格里耶并非盲目乐观，新小说在上世纪最后十年继续红火。我回国后又翻译出版了他的另一部小说：《幽灵城市》。后来我因忙于翻译其他作家的作品，无暇再同罗伯－格里耶联系。廿年前的巴黎一别竟成永诀。

　　罗伯－格里耶是新小说派的参天大树，被法国大众传媒称为“新小说派的教皇”。新小说在法国现代文学史上已经留下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学写作传统，丰富了现代文学的叙事与表达方式，无论未来的国际文学批评对这一流派会做出何等的最终评价与定位，其文学价值将是勿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