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希特勒的战士,六十年的羞耻

2008年03月10日08:41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康慨

  《剥洋葱》,(德)君特·格拉斯著,魏育青、王滨滨、吴裕康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1月版,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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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皮鼓》,(德)君特·格拉斯著,胡其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8月版,20.00元。

  改编自格拉斯同名小说的电影《铁皮鼓》。

  康慨

  □《中华读书报》记者

  1945年4月,党卫队装甲师17岁的反坦克兵君特·格拉斯在即将成为苏联红军的俘虏前,为了保命而听从劝告,换了一件“罪孽轻些的制服”,因为人家告诉他:“要是伊凡们逮住我们,看见你领子上的那个装饰,小子,你就完了。像你这类家伙,他们会格杀勿论,给你后脑来上一枪,崩了再说。”

  那会儿的他是个小纳粹,但在战后的六十年里,这一点从不为人所知。党卫队的制服,和它领章上那两道黑色闪电形状的日尔曼古体字母“SS”,始终禁锢着君特·格拉斯的灵魂,让德高望重的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将这段可憎的历史深深掩埋,直到2006年初秋,才在自传《剥洋葱》中予以坦白和反省。

  这段迟到60年的自白,在一夜之间,就演变成了轰动世界的事件。主人公成了众矢之的,不得不一再辩解,最后只剩下一次又一次的道歉。而书中对这一经历的叙述,实在着墨不多,虽有忏悔,却远未到声泪俱下的程度;虽有反省,也是一带而过,远不如他对自己前半生性饥渴的分析来得详细而深刻。但他描写纳粹信仰破灭的过程,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1927年10月16日,君特·格拉斯生于当年的国联自由市但泽(今日波兰的格但斯克),父亲是纳粹党员。他在“希特勒万岁”的雄壮口号声中长大,先加入希特勒少年队,再入希特勒青年团。对自己的父亲,“我曾想用希特勒青年团的佩刀杀了他。”他写道。小格拉斯十几岁就急着投军报国,为第三帝国称雄世界的千秋基业浴血奋战,结果在德国战败前不到一年,被征入了党卫队。

  他为自己的“无知”辩解:“我没有听说过那些后来才曝光的战争罪行,但是自称当初无知并不能掩盖我的认识:我曾被纳入一个体制,而这个体制策划、组织、实施了对千百万人的屠杀。即使能以没动手干坏事为自己辩白,但还是留下一点世人习惯称为‘共同负责’的东西,至今挥之不去,在我有生之年肯定是难脱干系了。”

  这些话,令他的悔过显得无比苍白,也将使他终其一生难逃批评者的怒火。德文版《剥洋葱》刚出版时,《纽约时报》刊出了一封读者来信,称“格拉斯的膝盖一尘不染”———忏悔者根本就没跪下去。

  对元首的信仰不是一天之内破灭的。他描述了战场地狱般的恐怖景象,“斯大林管风琴”(指苏军的多管火箭炮)的怒吼吓得他屁滚尿流,溃败途中被绞死的逃兵尸首更让他不寒而栗。尽管他从军前读过雷马克理应被焚毁的禁书《西线无战事》,但懵懵懂懂地又迅即转向了军国主义的容克骑士传奇。

  1945年的4月20日,是希特勒的生日,这个小纳粹当天被弹片炸伤了腿,躺到玛丽浴场野战医院的病床上,一枪没放就成了战俘。他听到“元首没了”,但“人们对他的死亡无动于衷,好像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没了他,我也似乎并不觉得少了点什么,因为他那常被神化、永不遭质疑的伟大在总是忙忙碌碌的护士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在巴伐利亚的美军战俘营里忍饥挨饿———双重的,来自于纸上谈兵的烹调课和女护士们的轻微触碰,那门荒唐的战俘课让他自此酷爱猪头和血肠。美国人开始用黑白照片对俘虏们进行再教育,那是“堆成了山的尸体、焚尸炉……”而战败的德国人总是重复那几句话:“这难道是德国人干的?这种事绝对不会是德国人干的。德国人才不干这种事呢。”私下里,他们说:“宣传,一切只是宣传而已。”过了些日子,青年纳粹格拉斯“才慢慢理解并且勉强承认了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或者准确地说,在不想知道的情况下参与了犯罪,这种罪行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轻,它不会失去时效,我依然负有罪责。”

  获释后的小伙子去盐矿当了挂钩工,在饥饿感中受了《共产党宣言》的感召,开始向社会民主党靠拢。他很快回到父母逃出苏占区后在德国西部安的新家,党卫队的那段历史从此成为长久的秘密。母亲则把多次遭受苏军强暴的往事“咽在肚子里”,对渐有觉醒的纳粹儿子和饥饿的矿工决心去搞艺术的念头满心疑虑。但他再次离家上路,到杜塞尔多夫给雕墓碑的师傅做了徒工,实习石匠不仅“每顿都能吃饱”,也有了在有轨电车上站到“年轻姑娘与媳妇们”中间顶顶蹭蹭的机会,让他受到“痛苦与快乐同在”的折磨。及至后来,他总算进了艺术学院,学画的同时开始写诗,顺道成了烟民。在柏林,他通过用“搅拌好的石膏制取形形色色的死人面模”挣钱,并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爱人,又是在4月20日———希特勒生日那天———结了婚。

  在他的新婚礼物中,有一台手提打字机,加上岳父家中的书柜,年轻的艺术家从此迈上了文学之路,并很快被先锋文学团体“四七社”接纳。1956年夏天,格拉斯小两口儿到了法国。“在巴黎,我找到头一句话后就一章接一章地写下去。”———日后注定不朽的这头一句话是:“我承认,我是一所疯人院的住客……”三年后,惊天动地的《铁皮鼓》出版了,伟大的作家君特·格拉斯横空出世。

  他的回忆到此为止,脉络上有点像《我的前半生》,讲自己麻木不经、受人摆布、助纣为虐的过去,又写他如何经过再教育,重获新生。但我们的大作家始终昂首挺胸,以虚虚实实的文学笔法,保护着脆弱的尊严,自戕和改造的力度远远不够。其程度之轻微,好比有人指责我,为什么在1976年加入红小兵?而我会拿当年实在年纪小、亦不曾用铁扣皮带抽过老师的狗头来自辩。

  《铁皮鼓》的读者会从《剥洋葱》中读出更多的东西,甚至可能感到,比起这本老而油滑的自传,那本写于青年时代的小说似乎还要来得更为真实。因为格拉斯在回忆往事时,经常穿梭时空,甚至出离肉身,像看电影一样,用第三人称的“他”来讲述当年的自己,并不时进入侏儒奥斯卡的身体,借他的一双慧眼,来看一个比历史更魔幻的世界,往事因此被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你还会发现,《铁皮鼓》中的许多人物和场景,都曾有过确实的人与事交相映照。与喧嚣一时的自传相比,虽为虚构的《铁皮鼓》反而在无数的魔幻场景之间,闪烁着更多人道主义的经世光辉。

(责任编辑:章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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