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改20余年，80年代闻名文坛，90年代下海捞金，出新书强调“必须坚持改革”

　　张贤亮说90岁之后会出自传，到时可以把现在不可告人的话写出来。

    那个曾经以《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等佳作影响了一代人的著名作家张贤亮又出新作了，不同于曾经的文学作品，这次他提出的却是《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作为曾经连任五届的全国政协委员、作为华西影城董事长的张贤亮，早就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文学之外的地方。在新作中他一半谈改革一半谈经商，以亲身经历告诫人们必须要坚持改革才能继续发展。

　　在两会召开之际，作为曾任政协委员的张贤亮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畅谈他对改革的建言以及对生活的感悟。

　　1新作 就是要坚持改革开放

　　新京报：你的新书《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里据说都是自己的经历？

　　张贤亮：首先，我想说明一点，这本新书出版以后，我在媒体上面发表了一些言论，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不是在作秀？其实根本原因，坦率讲，我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受益者，我最在乎的是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通过这么多年社会实践和思考，我觉得能做到保护自己既得利益的根本方法，是使更多人得到改革开放的利益，只有如此，才能坚定不移执行这项政策，我才能继续受益。

　　新京报：就是说只有让更多人在改革开放中受益，才会有更多的人拥护这项政策，这项政策坚持下去的可能性就更大，所以你就可以继续受益？

　　张贤亮：是的，我对抵触、怀疑这项政策的人很敏感，我认为他们会威胁到我的利益。所以经过多年实践和思考，我觉得最好的保护自己利益的方式，就是使更多人成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现在社会上对改革开放持有怀疑态度的人来自几个方面，首先是70年代后出生的人，他们对过去不了解，对改革开放前的痛苦历史不理解，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负面的东西是改革开放造成的，比如医疗、教育、诚信等方面的不尽如人意。所以在这本新书里我很大一部分是在谈过去，谈文革对中国造成的沉重苦难。你只有体会到文革对中华民族造成的伤害，才能认识到改革开放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对改革开放不理解的人源自对毛泽东了解不全面的人，六中全会不是提出科学全面评价毛主席么，他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革的时候人们把毛主席神化了，上世纪80年代又请下神坛，90年代又是毛泽东热。有些人觉得现在生活中有些不如意，于是喜欢向后看、怀旧，觉得过去多好啊。但是，其实正是因为毛泽东的“三分错误”才造成了文革，才有了中华民族经历的灾难。我们经济上落后了50年，所以才需要改革开放，这是不得不为之。我看到有网友在网上说文革是共产党的自我改造，但这其实是自残行为，把自残说成是自我改造，这太可悲了。

　　新京报：可能也是因为这一部分人看到了改革中欠完善的地方。

　　张贤亮：当然，改革开放中也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比如我始终关心的农民土地问题，这是三农问题的根本，农民必须拥有对土地的长久使用权，这一点我在1997年就曾经提出过。现在农民承包土地是30年使用权，最早的时候只有5年，农民才是真正的无产者啊，他们没有生产资料。现在，城市居民购买一套住房，其占有使用的土地有70年之久，产权可以进入二手房市场，进行买卖或出租交易，价格随房地产市场的行情浮动。城市房屋及屋下土地的使用权已经完全商品化了。这与农民对农田的承包关系相比，一眼就可以看出城市居民与农民间巨大的城乡差别。农民就是改革中的受损者，还有下岗工人等等，所以我现在很大注意力放在弱势群体上，希望更多人受益。我们改革开放中有种种失误，但是纠正起来还比较容易，不是一发不可收拾。我80年代初进入政协，当了二十几年委员，这本书里就包括了一些我提出来的现在还没落实的问题。

　　2经商 熟读《资本论》是秘诀

　　新京报：书中除了改革开放体会，还有一半是这些年的经商心得，听说你还有个“中国作家首富”的称谓，是中国第一个开上宝马车的作家？

　　张贤亮：这其实是曾经采访过我的一个记者给我下的定义。90年代中期的时候，他到我创办的宁夏西部影视城去采访，当时他就提出了这个称谓，那时候我的回答是，首先我不喜欢这种排行，其次，中国作家在当时是一个清贫群体，即便说我是中国作家首富，那也就是个丐帮八袋长老。当时文人下海还比较少，我投入的是文化产业，是一个产生高附加值的产业，在当时也起到了一个带头示范的作用，所以这个记者说我是作家首富的时候我没有强烈反对。你看这之后很多文人投入影视，一投资就几个亿，我觉得他们肯定比我有钱。具体到我自己，是不喜欢“首富”这个称号的，这么说也容易引起人家讨厌。

　　新京报：说到示范带头，我记得你曾经提到中国文人因为大多局限在一个领域，多是单线思维，你觉得理想状态下的文人状态应该怎样？

　　张贤亮：我一直反对专业作家制度，这肯定不是促进文学生产的制度。

　　新京报：但是当年你下海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张贤亮：对，当时宁夏文联没有钱，我就用我卖外国译本的外汇存单做了抵押贷款。谁知道1994年政策有变，中央党政机关以及群众团体要与‘三产’脱钩，于是债务就都落到了我身上。为了挽救个人财产，我是被逼上梁山，一不小心成为了一个民营企业家。通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我得出的结论是，文人投入商海，比一般人投入进去的成功概率要大，而且不仅仅是高附加值的文化产业，投入任何产业都一样，他们凭借文化、艺术眼光，整体的成功率要高。

　　新京报：记得你说你在商海成功所谓的秘诀无非就是在劳改队时翻过无数遍的三册马克思的《资本论》？

　　张贤亮：对，这样说可能没人相信，但这真是我在资本运作时的一个关键的理论指导，因为书中详细分析了市场经济的发展理论与操作规则。作为一个要研究经济学的文人，我通过《资本论》至少对资本有所了解，我觉得《资本论》可以作为市场经济的教材。并不是说其中哪句话哪个结论教会了我什么，而是有了一个理论知识基础，现在很多人对市场经济就没有多大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