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作为中国问题》,吴飞著,三联书店2007年11月版,14.00元。

　　胡唐

　　□媒体编辑，广州

　　自杀是个问题，甚至据说是“唯一的哲学问题”，但我觉得自杀首先是个现实问题，特别是在中国。进一步问一句：能否说自杀是个“中国问题”？似乎不能。因为自杀现象不独中国存在，而是具有“普世性”。不过，同样是自杀，中国的情况还是有些特殊，轻佻一点的说法就是“具有中国特色”，比如自杀人群的分布（性别/年龄/户籍），尤其是自杀的原因明显不同于西方国家，因而自杀干预的方式和策略也必须主要从中国的“地方性知识”中去寻求。吴飞的《自杀作为中国问题》就讲了这样一个道理。

　　本书的主体部分由四篇田野调查笔记构成，这些文章此前曾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过。作者吴飞拥有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著有《自杀与美好生活》等书。他坦陈关注中国的自杀现象实出偶然，但进入之后就发现这里面大有问题。首先，与西方国家的自杀者集中于城市中年男性不同，当下中国的自杀者主要是农村青年妇女；其次，西方学术对自杀进行了哲学、宗教和科学探讨，但中国的自杀现象很难套用这些理论求得解释和应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为什么自杀以及如何进行干预确实是个“中国问题”，即所谓“自杀作为中国问题”。

　　中国人为什么自杀？吴飞认为主要是因为家庭矛盾。说来有些吊诡：在旧时的大家庭中，晚辈特别是妇女处于绝对顺从地位，再大的委屈也只有逆来顺受的份儿，如此反而很少有因家庭矛盾自杀的现象；自从大家庭瓦解之后，族权、夫权这两条绳索也挣脱掉了，特别是随着人口流动的频繁和社会转型的加剧，按理说自由的获得会增进年轻人的幸福感，可是偏偏自杀者却多了起来。于是有人说农妇之所以自杀，就是因为地位太高了。这话显得非常政治不正确，但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自由的获得并不一定意味着幸福的增加和心灵的安顿，反倒可能因无所凭依而陷于迷茫和荒寒之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情感需求变得更加强烈，而一旦未能达到预期，就有可能以死抗议，以期引起重视。“自杀往往来自‘委屈’或‘冤枉’，而家庭中的‘委屈’又总是与感情纠缠在一起。最要命的是，很多时候，感情不但不会减弱家庭中的冲突，反而会强化彼此的矛盾。”（46页）当然，“爱需要一定程度的‘怨’才能变得活泼和真实；但是，一旦‘怨’变得认真了，就可能演变成‘赌气’；而赌气要是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可能什么都不顾了”。“很多家庭中的自杀，常常不过是过于当真的‘撒娇’而已”（47页，48页）。可是自杀者怎么就不明白，一旦生命不存在了也就什么都不存在了！

　　自杀是社会问题，却又不是单纯的社会解放所能解决的。求助于西方宗教或者中国古训（如身体发肤受诸父母，自杀于长不孝于幼不慈）么，接受首先就是个问题（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皆不是简单照办就能奏效的），因此似乎也不能存有太大指望。“有事找政府”倒是中国人的传统，于今犹未有多大改变，但现在“家庭与政治被彻底分开了”，人心的幸福已经被剔除在政治关怀之外，在以经济繁荣为中心的时代精神之中，“不得不依托于人人为己的心性”（53页）。如此这般，预防自杀，还是要从中国人的观念世界和生活方式中求得正解。这就像研究中国哲学，不能简单地用“唯心/唯物”这样的西式概念来生硬剪裁，而必须以中国哲学的固有命题“说事”才是正途。于是，吴飞拎出“过日子”和“做人”这两个本土概念来探讨中国自杀干预的可能路径。中国人追求过好日子，讲求做人境界，在这上面安顿心灵确乎是得其所哉。不过什么生活是好日子，什么境界才算适中，却未必那么清晰。所谓过日子要中道而行（勿走极端），做人要心安理得，固然是克服家庭矛盾、处理家庭政治的有效办法，但个中火候如何拿捏着实颇费思量。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情况，难以有个“统一标准”，这就需要有志于自杀干预工作的组织或者个人上什么山唱什么歌，进什么门说什么话，介入危机家庭但又不致卷入具体冲突，帮助当事双方化解矛盾消除怨气，找到达致心灵幸福的意识和技能。这又要求我们这个社会有关怀有爱心（似乎已不成问题），而不管灵魂的政府对此则要提供便利和支持。

　　书中另有一篇《“农家女”农村妇女健康支持小组评估》，介绍了“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这个独一无二的“针对人心的社会组织”开展自杀干预工作的情况，其“实践工作非常深入细致，在一些地方已经结合当地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带来了可观的影响和变化”（66页）。作者由此溯及当年梁漱溟和晏阳初搞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时的思路和情怀，深望“农家女”这样的组织能在广漠的中国农村处处开花———谁说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