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周濂、陈岸瑛根据他们对我的一次采访整理成文，曾以“林中路：一个思想者的文化漫步”为题刊登在北大哲学系的内部刊物《学园》1997年7月号上。后应刘梦溪先生之请对该文中的一些论题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更名为“未来最好不要由我们决定”，交由《中国文化》，迄未发表。后收入《思远道》自选集。

　　学生：陈老师，我们今天是为《学园》文化评论副刊来访谈，所以准备谈些比较轻松的话题。

　　陈嘉映（以下简称“陈”）：这最好，谁都有腻烦了艰深话题的时候。

　　学生：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个人生平。

　　陈：我1952年生于上海，普通干部家庭，1958年，父亲到北京筹建轻工业学院，全家迁到北京，我那一年上小学，读到中学二年级，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文革之中故事当然特多，但是不算生平。68年到内蒙白城地区插队，在那儿待了8年，我插队的感受和很多人不一样，我特别喜欢那个地方，那段时光。

　　学生：为什么呢？

　　陈：我想首先是因为那个年龄好哇，从16岁到23、4岁，可以说是黄金时代吧，那感觉什么都挡不住。76年回到北京，闲逛了一阵后，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北大西语系，读德语专业。那时候可以随便考研究生，没有什么限制，我在78年5月考上北大外哲所，读了3年，81年毕业，论文写海德格尔，导师是熊伟先生。毕业后留校，83年11月出国，在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其间两次回国，长的一次耽了将近一年，即使在美国，和国内的联系也挺多，应赵越胜、甘阳的请求，写了《海德格尔哲学概论》，那是87年、88年，写了一年多，可惜后来有些风风雨雨，直到95年才出版。90写好博士论文，题目是《名称、意义与有意义》，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在《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上发表过。92年在欧洲工作了一年，是社会学方面的一个研究项目，题目是“不同文化背景对自然科学家的影响”。93年5月回国，重返北大任教至今。

　　学生：刘小枫曾经称自己是“四五”一代人，您和他应属同一代人。请问作为“四五”一代人，你们拥有怎样的心路历程？

　　陈：我想我们的生活经历有相似之处，走上学术道路的动因也差不多，那是一个所相信的东西与现实相当冲突的时代，只要不是过分麻木的人就会去思考。在思考之中有人就走上了刨根问底的道路，当时（文革后期）喜欢哲学的人特别多。

　　学生：我们也是因为喜欢刨根问底，最后走上了哲学之路。

　　陈：我们从小就教给我们相信“资本主义坏，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人人都劳动，都有饭吃，资本主义那里人们受苦受累受压迫。可是慢慢听说了，那边的人不但没有饿死，而且吃的比我们还好，穿的比我们还好。这就需要一个解释。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解释，可以从“公正”入手：比如说他们生活的确好，但是社会不公正；或者呢，他们现在好一点，可是前途不好。这时还不算哲学讨论。你接着问：吃好穿好之外还有没有公正？现状好未来不好和现状不好未来好，这二者哪一个更好？这个“好”是超乎时间的还是随着时间改变的？你思考公正、善、时间这些基本概念的关系，可以说，你就徘徊在哲学领域的边界上了。

　　学生：为什么说还停留在边界上呢？

　　陈：哲学家爱刨根问底，但比起一个平常爱思考的人，还要多一点：他在形式化方面有训练，把所思考的变成合乎学理的东西。

　　学生：您在课堂上经常讲到形式化，您能不能在这里简单概括一下这个概念？

　　陈：要简单概括，一个好办法是从极端的情况来讲。与形式化对应的一个极端是所谓单纯感觉：你觉得什么地方有点不对头，可是不但说不出到底是什么不对头，而且你自己就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不对头，这种感觉、领会像是不具有形式的一团混沌，其中有物，却恍兮惚兮。在形式化的那个极端上则是自动化，像电脑作业那样，电脑用不着感到什么、理解什么，通过一定的程序，即一定的算法，就能得到一定的结果。

　　学生：可以认为形式化训练就是学术训练吗？

　　陈：形式化和学术这两个概念分属于不同的概念领域，不过在我们现在的论题里我可以说学术训练是形式化训练的主要内容。从事学术是挺辛苦的，不像在思想中漫游，一幅悠哉闲哉。思想自有思想的乐趣，但乐趣不仅有量上的区别，也有种类上的区别，思想的乐趣和喝茶闲谈的乐趣不是同一种。尤其做博士论文或者写书的时候，除了好书，你还必须去读很多二手材料，你平时不会觉得那些二、三手材料特别有意思，但掌握这些材料，是一种技术训练，也是职业要求。

　　[“存在问题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问题，引发希腊人提出了对存在问题的原初解释。这种解释以种种方式得到重新解释并通过这种种变形至今支配着我们对存在问题的讲法。我们今人欲对存在问题有所论，已摆脱不了历史上的种种解释，已必然活动在这种种学术讨论中。而这种种学术工作，都是为了熟悉存在问题在历史解释中的流行途径，以期最终溯流还源，达乎存在问题初腾的境界。”——引自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