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重量》,(美)阿瑟・克莱曼著,方筱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1月版,27.00元。

　　罗豫

　　□自由撰稿人，浙江杭州

　　很少有过哪个时代像现在这样，四处充斥着能够用来为不道德辩护的理论资源：从经济学到后现代，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到个人主义，从拗口的专业用语到“快乐”、“自由”一类的大众口号。真正的悲剧还不在于道德的人越来越少、不道德的人越来越多，而在于不道德的人越来越理直气壮、道德的人越来越踌躇隐忍。教授如何不道德并避免受到惩罚的书成为年轻人奉为经典的励志读物，倒是那些规劝人们有道德地生活的书显得不合时宜：在一个普遍不道德的时代，选择道德的理由，即使有也是淡薄乏力的。

　　如果《道德的重量》不译成现在这个很有说教意味的中文题目，这部人类学著作大可算作一本心理咨询案例选辑。对于跨越了医学、精神治疗、人类学等多个领域的作者阿瑟・克莱曼（又名凯博文）而言，道德并不是他学术或事业的出发点。年轻时，他也曾钟情于精神病学分类语汇，将二战老兵的道德自责解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然后用抗抑郁药物和心理治疗手段让病人的精神状况好转。精神病学虽能让老兵过上与正常人别无二致的生活，却无法消除他内心深处的道德困扰。也是随着阅历的积累，凯博文才逐渐意识到，很多心理问题需引入道德和社会批判，方能给予完整解释。于是他收集了自己职业生涯和人生经历中的几个故事，一面讲述，一面用他的心理学、人类学知识尝试分析和理解。

　　这些故事里主要的几位主人公都遭遇了命运无常和人生危机。他们最终也都选择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退伍老兵在二战中曾经杀害一名手无寸铁的日本军医，这导致他数十年来悔恨交加；德高望重的牧师被自己强烈的情欲折磨多年，患上慢性疼痛病症后拒绝积极治疗，他认为疼痛是上帝的恩赐，帮他抵挡了欲望的洪水：“文革”期间被好友出卖的中国医生，终于等到复仇机会时，却选择了以德报怨……

　　在凯博文看来，当前社会的主流文化给公众制造一种只要有钱、一切都好，只要科技继续进步，所有问题都将解决的假象。但人类的物质进步和科技发展最多只能推迟而非消除人生的无常和危机。活在假象中固然能让人保持良好的心态，维持精神的“健康”，但凯博文认为，了解并面对生活的真相，学会应付危机，才是真正健全而有意义的人生。

　　与生老病死的无法控制相比，道德选择正因为可能实现却又代价昂贵，而成为人生更加严峻的挑战。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凯博文引述了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案例，这在外国学者的一般性学术著作中实属难得。这位旅居美国的“严医生”所讲述的个人历史，相信能唤起不少中国读者的共鸣。严医生在报复出卖者的良机前，轻轻放下屠刀，多年之后却要面对对方的以怨报德。在严医生所处的晦暗年代，道德的代价尤其高昂。然而选择道德的人并不是靠评估代价行事，即便有合理和正义的理由，严医生也无法作出悖德的举动。该书中几个类似的案例也都指向一点：需要理由的道德，与道德无关。

　　道德困境的另一重要原因就在于局部道德标准之间并不一致，甚至可能相互矛盾。在老兵的案例中，战争就将杀人奉为爱国主义。一旦战争结束，作为真正赢家的美国政府不会去关心疯狂杀人的士兵道德和和平共处的平民道德是否会让退伍老兵陷于精神分裂状态，而新一代年轻人和他们的家属则要为这种精神灾难埋单。可能避免这一悲剧的方法，就是积极反思现有的道德观念。在凯博文眼中，如果真的有“英雄”存在，那么那些不断批判自己局部道德立场的“反英雄主义者”才是真正的英雄。

　　书中散见凯博文对当代各种社会现象，尤其是自己的老本行精神治疗方面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虽然凯博文让道德和社会批判介入精神病学并非首创，但他在此问题上诚恳的语调和良苦的用心依旧是本书的一大亮点。在一个道德资源比黄金还要稀缺的年代，耗费苦心地专事道德讨论，实为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