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生长》,冯仑著,中信出版社2008年1月版,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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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蛮生长》这本书更像是冯仑的自言自语，一本少见的商人口述史。如果联想到今年正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这本书就更值得玩味。

　　按照冯仑的说法，在他1990年代初走入海南的时候，中国商人已经从第一代变换成了第二代，也就是从个体户、官倒的“江湖时代”进化到了干部纷纷下海的“公司时代”。冯认为，“江湖”就是远离体制的模糊地带，人们在这个时代是按照江湖规则行事的。如果将这个江湖规则理解为潜规则的话，这样的时代其实远远没有结束。三十年改革开放固然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商人们依然如过去一样，不得不周旋于官僚体制身边，玩着瓜分资源的游戏。

　　费正清在他那本著名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曾经精彩地描述过中国历史上商人阶级的特征：“中国的传统做法不是造出较好的捕鼠笼来捕捉更多的老鼠，而是向官府谋取捕鼠专利。”在他看来，当政府有着凌驾于一切的经济特权时，商人是不被允许拥有独立意志的，而仅仅是充当官员的小伙计，与之共同牟利。商人们也被这样的制度所激励，争相去买通官方争夺垄断控制权，而不是去开发大陆和新的工业。

　　这些特征直到冯仑所处的时代并没有消失，计划经济曾使政府比以往更深更全面地介入经济，但当其从30年前开始，解脱了意识形态的禁锢，逐渐转变为市场经济时，显规则并没有确立，更谈不上法治环境的形成，大量国家控制的资源仍有待商人与政府协商分割。冯仑在书中坦率地承认他在此期间做了很多事情，“从别人手中拿过回扣，给官员塞过钱”等等。他的注意力也始终聚焦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始终在探讨如何权衡把握这些微妙的关系，既不太越界，又得把事办成。

　　事实上，制度的错和商人的“原罪”一直是个扯不清的话题，虽然中国实行的计划经济很早就已宣告破产，但政府的经济特权却瓦解得非常缓慢，商人的牟利冲动使他们不得不依从潜规则，做了很多他们内心也许不愿意做的事情。或许正如冯仑所说，在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扭曲的制度状态下，商人们“都是在杂草丛中、石头缝儿里野蛮生长，都是从石头底下慢慢地拱翻石头，才最终见着了阳光，中间吃的苦、遭的罪、受的羞辱，一切甘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冯仑身上至今仍保持着一股浓郁的江湖气，很难说他所代表的这一代商人已经开始依照显规则在行事，或者说找到了某种可持续的企业发展模式。他曾经撞上两波房地产热潮，第一次他的公司接近崩溃边缘，第二次他成功了，他的创业伙伴潘石屹等人也成功了。而房地产行业正是典型的依赖资源分配的行业，土地牢牢地控制在政府手中。即便是冯仑在书中极力表扬的业内优秀公司―――万科，也利用过潜规则，在“万科十七英里”的项目中拿到过价格超低的土地。但冯仑声称自己仅仅是“傍大款，走正道”，他比别人更知道边界在哪儿。

　　而很多商人并不知道边界是什么。最近被判刑12年的顾雏军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最擅长揣摩政府心理，因此能连续不断地收购国有企业，但他越了界，犯了“化公为私”的错，结果身陷囹圄。

　　从某种角度来说，冯仑更像是个聪明的机会主义者，似乎不如此不足以生存。他在书中就这样说道：“你所能做的事业一定取决于制度空间的大小，你个人品质再好，能力再强，都不重要，只有跟制度空间相容，你才能够很好地成长。”

　　现如今，这个制度空间的变革仍远远没达到使商人们能够自由、健康生长的程度。当外界被中国经济多年高速增长的事实所震撼时，当有人为中国寻找到第三种制度而鼓吹时，依靠信用扩张发展经济的后果已经以通胀的方式在中国显现端倪。从管制价格的冲动和国有经济的持续扩张来看，政府依然有着强大的干预经济的动力，依然不愿放弃自己的经济特权。

　　冯仑常自诩为企业家中的商业思想家，但他离这个头衔尚有距离，书里提供了他的很多经验、随想及碎片般的知识，透露了一个商人的内心世界及商人圈子里的逸事趣闻，但要说到商业思想，却毫无新意可言。他和他所代表的这一代商人身上都未脱时代之窠臼，精神上也透露着无所归依的无奈；他们有着物质财富所带来的优越感，但“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习气”却也是挥之不去。

　　不过在印象中，冯仑是第一个有勇气写书说点真话的商人，尽管尚在狱中的牟其中并不认同这一点，他忍不住也写了一段口述史来反驳冯对他的评价，并公之于互联网。谁是谁非，外人不足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