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城”里呆了不足两年，赵树理不声不响地离开了，从此直到1966年“文革”被揪被斗，赵树理似乎主业是农民，业余才搞写作、当作家。有时，你会觉得他是作家中一个真正身体力行的农民；有时，你或者又觉得，他是文学以外的一个如此精于写作的农民。解放后的赵树理，大致可以这样概括。

　　我没有在历史上找到相同的例子。一度，想到过陶渊明。他们有些相像之处。不过那点印象很快被一个绝大的本质不同所击退：诚然，陶渊明确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务农者，但在那种方式中他完全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的行为只指向自我人格理想，而赵树理则于此之外怀抱着重大的社会责任感、社会伦理意识。

　　仅仅从文学层面看待“赵树理现象”，既无法真正理解赵树理，也是对他的意义的缩小。文学不是他的抱负、理想，仅仅为了文学，他不会拿起笔从事写作；这是赵树理与普通作家的本质区别。他选择文学，是因为这种方式可以承载、传布、伸张农民的立场、农民的文化和农民的精神。

　　他全部感情、精力、思虑、时间甚至声望、地位，都付与其农民情结。表面看，解放后他有北京、乡下两种角色，其实是一个角色。因为在京、在朝的身份，于他只意味着替农民办事的便利。他将自己著名作家之影响，以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八大代表的政治地位，悉数运用在有补农民农事方面，向省地级领导建言、反映情况或推动问题的解决，乃至“利用”此种条件于1958、1965年分别为自己谋得阳城、晋南两县县委副书记之职，直接介入当地农村事务。

　　其与农民所共之事，“从互助组一直共到公社化，从栽接苹果树一直共到苹果上市场，从扫盲缺教员一直共到乡乡有中学，从两条腿爬山、交通员送信一直共到县县通汽车、村村安电话。”（《下乡杂忆》）

　　赵树理下乡，是在既不领国家工资、补助，也不拿社员工分的情况下，类似“志愿者”的个人行为。不宁唯是，他还时常自掏腰包，倒贴农民。在尉迟，他倡修水库，出钱替社里购买锅驼机，引水上山把山地变成水浇地。他提出应该搞副业，抓粮又抓钱后，也自己出钱去买苹果苗和羊羔。

　　他对农民深至心髓的爱，他敬农重农的伦理意识，他的牺牲与奉献，让人肃然。然而，有时他被自己的信仰弄得太极端了。这主要体现在对青年个人理想与观点的不宽容上。在他看来，青年希望在城市发展，就是轻视体力劳动、贪图个人名利、妨碍消灭城乡差别。这太冲动了，感情使他变得有些狭隘和简单化。但不管怎样表现出了偏见，他不是“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当他那样“不近人情”地指摘着社会上的青年时，并没有对子女实行“双重标准”。女儿赵广建高中毕业后想留在北京，赵树理反复做工作，几经曲折，终于说服女儿回乡当一个普通农民。这时，还远未发生什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也就是农民本位思想，使这面延安文学的旗帜，后来反而成为“革命”的绊脚石。

　　赵树理与革命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是值得但一直都不曾深入研究的问题。由于他被树为“为工农兵服务”的旗帜，人们对这个问题特别容易忽视。

　　他的世界观、价值观跟革命意识形态有不少重合，但也存在分野。这两种情形怎么表现出来，取决于不同时期革命事业的状态。延安时代，两者如鱼得水、亲密无间；建国后就有了变化。

　　进城后赵树理在北京的表现，已跟不上形势。回到乡下，两者又合拍起来。当时农村变革处在初期阶段，对于搞合作化，赵树理打心眼里拥护，觉得是农村发展的出路。但到大跃进时期，他困惑并矛盾了。一方面，想看到农村摆脱几千年的旧生产方式，一方面，又对变革损害农民利益的事实不好接受。他既想站在革命立场上来，又离不开农民立场。他本以为这两者必然吻合，实际却发现是冲突的。对此他很苦恼。

　　他只是依庄稼汉的经验，感到大跃进行不通，并未想到问题实质已是革命意识形态与自己世界观之间出现了分歧——依他的理解，倒是县委的做法违背了革命传统。在他据理力争之下县委仍旧定出高指标生产规划后，赵树理指责道：“你们这样不顾群众死活的瞎闹，简直是国民党作风！”（戴光中：《赵树理传》）

　　“不顾群众死活”，就是“国民党作风”，这反映赵树理认识的局限性。大跃进跟国民党作风风马牛不相及，而是革命意识形态与现代化诉求互相碰撞后的特殊产物———他站在农民本位立场上，自然看不到这一层。赵树理自己说：“我看到由于以上种种不合理的措施，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和给群众带来的灾难……日夜忧愁，念念不忘，经常奔上奔下，找领导想办法，但他们都认为我是一种干扰。”

　　他本该想想，在土地革命时代，自己何曾遇到过这种局面？那时，他与革命意识形态是多么和谐融洽啊。而眼下他何以在上下领导那里，都成为“干扰”了呢？其实地委领导说到了点子上：赵树理不能接受“共产主义新生事物”，他的思想没有越过农民革命。

　　1959年夏天，他给《红旗》杂志主编陈伯达写了一份意见书，提出自己的忧虑。刚从庐山下来的陈伯达，一眼即知此文是何性质，立刻批转作协党组，摘录成绝密文件，开始批判。

　　对“当代”文学史来说，赵树理遭到批判是一个真正值得深思的现象。假若批判系因赵树理发生了什么“变化”，事情另当别论；然而他没变，他一切较十余年前并无二致——那么，是什么变了呢？

　　赵树理在文学史上的诞生与地位，确与革命意识形态的褒扬有莫大关系。但我们如果完全采取革命意识形态对他的解释来看取这个作家，却不动脑子了。他的价值、可贵与不朽，在于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从农民本位上表现农民，把纯正的农民感情、农民文化、农民语言带到中国文学中来；以及，他通过文和人、言和行的统一，在文化上提供了一个农民的伦理象征。就此论，他有永恒性，用一时一地的东西来诠解他，不仅把作为一个现象的他看得浅了，也妨碍我们深入认识这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