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身入北平、上了文坛、得到一串官职的赵树理，正处在十字路口。及时看清方向，他就可以随历史一道“转型”。然而，他却像是遇到了障碍。入了城，却停在那里不动弹，至少是踟蹰不前。只要稍稍迈开步伐，哪怕很小，这样走下去，历史上十之八九便会出现另一个赵树理，或者“新赵树理”，面目难料的赵树理。可是他走不下去，不知什么力量拖住了他的双腿。别的人，几乎都在往前走，与时俱进，与环境、身份、地位、工作性质、行政待遇、工资级别等等这些东西保持一致与协调，赵树理则越来越不一致，越来越不协调。现实不断给他带来新的变化，他自己却好像根本游离于这些变化之外，继续处在“进城”前的状态中。

　　原因是他内心也有一座“城”。革命胜利进了城，他也跟着进来了，可内心并没有进来。他的内心之城，很坚固。他走不出来，或者也根本不想走出来。这座城，由多种东西构筑。首先，是传统的无意识承袭。他的生长环境与背景，地理特征较一般农村更闭塞，文化特征较一般农村更单一，心理特征较一般农村更封闭。这使他对这种传统形成过度依赖的关系。其次，与他人生经历，特别是怎样被肯定、获得“成功”有关。《讲话》后他被发掘出来。语言、风格、趣味、精神资源，成为一种“方向”或者样板。受到激发与鼓励的同时，这可能让他背上“包袱”，认为有义务去终生维持那种形象。

　　但上述两点，尚非根本。他内心之城最重要的基石，我认为在于信仰。普通农民对于自己的生活和生活方式，没有信仰。赵树理特殊之处，在于既是农民，又是念过书的人，孙犁谓之“乡村老夫子”。他与普通农民的不同，是在实际体验这种生活和生活方式外，还获得条件转过来从精神上加以回味，进行道德乃至审美上的审视。这种人，才是农民价值观的觉悟者，对农民价值观的坚持，往往比普通农民更“顽固”。普通农民倘有机会脱离农业成为城市居民，多数欢天喜地，很少会闷闷不乐，因为他们胸中并无抽象的农民价值观，也不存要对此尽义务的想法。赵树理则不然，“农民”概念在他心中情感化了，对农民的情感于他是不可违背的，爱农村爱农民及其一切，已经是信仰。

　　于是出现了意味深长的现象：延安文学“重要收获”的赵树理，开始“跟不上形势”，与现实形成疏隔。

　　进城后，领导要求赵树理转变创作题材，从写农村改写工厂。这可以理解。赵树理也不感觉困难，以为只要深入工厂，与工人打成一片，自然可以写出来。一段时间后，他才发现不那么简单，虽然通常人们把“工农大众”相连而称，其实工人与农民社会意识很少相似之处，生活更是迥然有异。在农村，你可以整天跟农民泡在一起，白天聊不够，晚上去人家炕头接着聊。工人却并不给你这种“深入”其生活的机会。工人8小时上下班，晚上工厂就没了人影儿。工人一般也不跟你同吸一袋烟，想上人家里同吃同住更是几乎不可能。这个农民的知心朋友，在工人阶级当中却连个普通朋友也不曾交上。

　　我们在赵树理写于1966年初的材料《回忆历史认识自己》中，看到了具体的困难处境：

　　中宣部见我不是一个领导人才，便把我调到部里去。（1951年）

　　胡乔木同志批评我写的东西不大（没有接触重大题材）、不深，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东西来，要我读一些借鉴性作品，并亲自为我选定了苏联及其他国家的作品五、六本，要我解除一切工作尽心来读。

　　赵树理称这件事为“入部读书”。显然，有关方面失望地认为，赵树理“入京以后”的表现已经落后于形势，他应该充充电，换换脑筋了。从胡乔木亲自替他选定的借鉴性作品来看，重心放在外国文学上，是着眼于“提高”，帮他开拓眼界。

　　1956年，刘少奇在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讲话，提出“只当一个土作家是不行的”。他说：“我们的许多作家，是革命培养出来的，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群众也有联系，就是知识不够，是土作家，只懂得关于老百姓的知识，不知道世界知识。”（《关于作家的修养等问题》）这话未必针对赵树理，但恐怕他是包括在里面的。在刘少奇的话与胡乔木命赵树理“入部读书”之间，能够找到一根贯穿的线索，说明到了建设年代，革命意识形态对一个作家的要求，已不复以过去为满足。

　　然而，对“只懂得关于老百姓的知识，不知道世界知识”的“土作家”不适合时代这种观点，赵树理肚里会作何反应呢？我觉得可以替他回答：不以为然。赵树理对农民传统价值观，具体到文艺上，对乡村民间语言技巧、文体的坚持，是不会因时代发展而改变的。且不说1950年代，就算到了现在的21世纪，如果赵树理仍然活着，我相信他也丝毫不会改变。

　　他是纯粹的农民之子。由此，在某个阶段他与革命意识形态及革命文艺并行不悖，但当革命更向前发展了以后，他渐渐拉开一些距离，固执地停在他必须守护的地方。与知识分子作家搞不到一起去；在工人阶级生活中找不着感觉；领导关怀，命“入部读书”，结果赵树理也读不进去……赵树理进城以来的滋味，可不太妙。但是，既来之，则安之。尽可能适应吧，找些力所能及的事做。于是，一头扎到曲艺里面——那是大北京中仅存的乡村文化的余脉。

　　泡天桥、创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办《说说唱唱》，誓言把作品“卖到天桥去”！离开太行山、入了皇城，在天子脚下，还是要搞“地摊文学”。这是一个何其冥顽不灵的家伙。

　　《说说唱唱》创刊不久，第三、四两期连载了淑池的小说《金锁》，主人公是一个乡村流浪汉，后来参加了解放军。赵树理贵其“真正了解未解放前的农村……可使人了解革命势力来到之前自然状态下的农村具体情况如何”，予以发表。以赵树理对农民的深知，他能有此判断应该可以信任。然而《金锁》却替赵树理招致第一次批判。《文艺报》第二卷第五期发表邓友梅《评〈金锁〉》，义愤填膺质问：“这是农民吗？是劳动群众吗？简直是地痞，连一点骨气都没有的脓包，只是地主的狗腿，旧社会的渣滓才有这样的性格。”

　　“这是农民吗？”这一句是关节。赵树理恰因主人公“特农民”，才发了这篇小说，但在文坛其他“革命同志”看来，这种人物不配称农民。

　　这下可好。进城的赵树理，跟知识分子搞不到一起，入不了工人生活，思想跟不上革命步伐———现在，连他觉得十拿九稳的农村生活，想在城里做点与农民有关的事，编个刊物、选个作品，结果也遭致“城里人”厉声的质问：“这是农民吗？”

　　赵树理在城里真的无事可干了，“赵树理进城”的下场，被证明是彻底失败。“城”，不是他呆的地方。还有什么犹豫的呢？无疑地，从“城”里出来、离开，回“乡”，返到他自己的天地。

　　这一走，从此书写了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独特一章。

　　所谓“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独特一章”，盖因此后赵树理的生活与经历，基本脱离了文学；他的身份，还是一个作家，然而大部分时间、热情与努力，都付诸文学以外。某种意义上，这令人想起托尔斯泰，但不管托尔斯泰在雅斯纳亚-波良纳怎样躬行他的社会改革，身份始终是一个“老爷”，而返回太行山的赵树理，则宛然就是千百普通农夫中的一员，他加入了他们，消失在他们之间，体验着、承受着他们的希望与痛苦，像农民那样流汗，也像农民那样掐着指头算计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