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1906—1970），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出生于农民家庭。其祖父略有文化，由此开蒙识字，然后从私塾而高小，最后

　　念到相当于中专的师范学校。因自幼家庭和生活环境熏陶，对民间文艺极其熟悉和喜爱。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文学写作，起初风格也是“新文学”一路，但因不合性情并希望所作能为大众接受，遂决心走“通俗”之路，称不想入文坛、只愿上地摊。《讲话》后，其价值始被认知并受重视。1943年，在彭德怀亲自支持下，出版《小二黑结婚》；陆续发表《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孟祥英翻身》等，成为延安文学代表人物之一。建国后主要作品有《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实干家潘永福》等。还写有大量曲艺和戏曲脚本。曾任中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曲协主席等。是中共八大代表，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其作品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思想性、艺术性。他的语言通俗、流畅，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被称为“当代语言艺术大师”。

　　1949年前后，革命队伍开始流行一个词：进城。它跟另一个著名的词“解放”一样，活跃在人们嘴边。普通老百姓习惯于把过去称为“解放前”，把后来称为“解放后”；而革命队伍中间常用的表述，则是“进城前”和“进城后”。

　　自打小说《小二黑结婚》1943年出版后，“赵树理”三个字便已名满天下。这位生长于太行山、因擅长用贴近农民的语言和形式讲故事而在《讲话》之后被树为“文艺方向”的作家，随胜利了的革命队伍走出大山、告别村野，两只脚踏上大城市的街头。眼下我们于成千上万“进城者”中，要将目光仅仅聚焦于这个农民出身的作家。对于当代文学史来说，“赵树理进城”是不可错过的瞬间与现象。当他出现在北平高大城楼前时，除了满身尘土，还带着怎样的内心世界？他走进城后又发生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广而言之，作为延安文学的象征人物，他的感受与境遇对我们理解从延安文学向共和国文学的转型有何帮助？

　　我对此深感兴趣。

　　细说起来，1949年他先后进了两座“城”。一座，是实际的有形之城——北平。一座，是虽然看不见摸不着而其规制井然照样一丝不苟的无形之城——文坛。在两座城面前，赵树理都是城外人，都需要适应。

　　以往，他虽被树为文学方向与旗帜，却并未走入“文坛”。“文坛”当时也是有的，在延安，以及不同程度掌握了话语权、占据了一定位置的人中间。赵树理一直呆在太行山，不曾参与到那里面去。从他自己角度说，他明确表示“不想上文坛”，“只想上‘文摊’”，他的写作路数本就不来自文坛，而是禀承于原朴的民间文化传统，这种东西有野性、不登大雅，理当在“野”不在“朝”——自古也确实如此。

　　现在不行了，赵树理可以不想入文坛，文坛却要来找他。

　　革命“进城”，不单单意味着地点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也意味着革命的一切方面都发生由“野”至“朝”的转型。此即体制化，国家体制的建立。而在共和国体制中，文艺被完整地纳为一个方面，作为有机组成部分加以管理。

　　开国大典尚未举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第一次文代会——便于1949年7月2日在北平隆重开幕。假使要替“中国当代文学史”确定一个确切的起点，显然就是第一次文代会开幕的那一天。会上，由茅盾和周扬各做一个报告，分别就国统区和解放区文艺的历史，做出充分反映官方立场的概括与评价。周扬报告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其中，单独谈论和赞扬了赵树理，称他的作品是“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艺术性和思想性取得了较高的结合”。这除了作为一种荣誉，更表明“赵树理”在党领导的文艺整体历史中被赋予这样的含义，被安排了这样一个位置，也就是规定了对“赵树理”的体制化解释。使赵树理的历史“角色”这样定型之外，在会议另一实质内容——组织人事安排方面，也给予了体制上的确定。会前，他被列入99人主席团阵容；会议最后选举，他得到的位置是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也即更名后的中国作协）常委。

　　内心对当“地摊作家”更自如的赵树理，现在端端正正坐在文坛庄严的主席台上。这就是“进城”带来的变化。

　　这种变化还包括，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文艺界正式代表凡12人，赵树理是其中之一。彼时尚无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议担负的功能，集今日政协与人大于一身，选国家元首，并决定了国旗和国徽，决定了改北平为北京及以北京为国都。

　　以及接二连三获得其他任命：中国戏曲改进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戏曲改进会委员，《文艺报》、《小说月刊》编委，工人出版社社长，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曲艺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