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

　　电影《武训传》是在这样的时期产生的：中国由战乱到和平，由分裂到统一，由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到现代工业化“过渡时期”。

　　该片1948年在北京开拍，它一开始就命运多荈，期间几经停机、历经轰炸和火灾，至1951年初终于制作完成。

　　从艺术上说，《武训传》是一幕老套的“苦情戏”，它叙述的是清朝末年，山东聊城堂邑县一个叫武训的乞丐，在地方乡绅的支持下，用乞讨得来的钱兴办“义学”的故事。该片的缘起，是1944年陶行知先生向导演孙瑜推荐《武训画传》（作者为李士钊）。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进步青年栾淑濛（原名李云鹤、1938年在延安改名江青）曾在上海加入陶行知主持的“晨更工学团”作服务大众的义工，而1951年《武训传》事发后，又是江青、钟惦斐（当时分别为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副处长）到武训的家乡进行了调查，完成了长篇调查报告《武训历史调查记》。这个长篇细致的调查报告以 “武训历史调查团” 署名，分五天在《人民日报》连载，并随后出版了单行本（平心而论，这是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报告的典范）。[26]它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勾勒了当地百姓口中的另一个“武训”的形象：流氓和劣绅。

　　用杜赞奇的术语来说，武训属于典型的“赢利型经济”（事实上，历史调查表明，武训的确是以乞讨来的钱置办了田产，并以地租的利息来兴办“义学”）。

　　电影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革命是造成了文化教育的进步和平等，还是威胁、摧残了这种进步和平等？在这个问题上，革命者不能认同《武训传》的叙事是显而易见的。这绝不仅仅是因为：与地主阶级联合宣传旧文化，歌颂和推行旧文化，看起来与刚刚结束的土改运动明显的背道而驰，而且更是因为，它与共产党正在农村进行的，包括推广全民识字率、现代生产、卫生、科技等在内的“新文化”工作背道而驰——这些新文化知识才是农村所需要的，而新中国废除土地地主所有制，就是要废除封建贵族教育的经济基础，使所有农民的孩子可以受到现代教育，而不是继续接受旧文化的束缚。正是为了表达对于农村新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作家赵树理在1953年开始动笔的《三里湾》中，特别写了作为新文化推行者的青年学生，他们在农村担任扫盲教师、会计、文书等工作，而赵说：他们的优势就在于推行“新文化”，即“有不产生于农村的普通的科学、文化知识（例如中国、世界、历史、社会、科学等观念），有青年人特有的朝气，很少有、甚至没有农民传统的缺点。”[27]

　　毛泽东本人多次强调：土地革命不仅是一场经济和政治革命，而更是一场新文化的革命，是将五四启蒙运动扩展、深入到中国广大农村去的新文化运动，其目标就是与地主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28]而废除旧的土地所有制的意义，不仅仅是追求经济的发展、甚至在经济意义上的相对平等和自主，而且追求文化特别是教育方面的绝对平等。与这个现代运动相反，地方乡绅的所谓“义学”由于建立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正是这种所有制形式，从根本上剥夺了下层社会有受教育的经济能力。而他们推行的一套旧文化，实际上起着束缚农民和农村的枷锁的作用。

　　电影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评价包括梁漱溟、陶行知先生在内的改良主义道路，如何评价他们所推行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文化。从中国新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也就包括如何评价《二月》、《倪焕之》、《星》等作品中塑造的，早期深入农村办教育的萧涧秋式的“多余人”形象。如果说现代中国农村的根本出路之一，在于将农民组织起来，那么，这些早期的改良主义和启蒙主义者所从事的工作，恰恰是从“个人主义”角度出发，对中国农村共同体意识加以“瓦解”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启蒙主义所灌输于农村的个人主义伦理，既是一个把人们从原来的社区中抽离出来的过程，同时却又是一个无法将他们纳入一个新的组织过程中去的过程。改良主义的“陶行知道路”的绝望在于：一旦将农民从旧的村社抽离出来，而又无新的社会组织接纳他们，这些被解放者只能成为个人主义伦理的牺牲品――实际上，由于没有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个根本，即使将农民从乡土社会中抽离出来也是不太可能的。无论陶行之的“个人之爱”还是梁漱溟的家族伦理之爱，都不能挽救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崩溃，他们的抽象之“爱”根本无法解决和面对内部人多地少，外有帝国主义这一近代中国的根本局势。[29]。

　　最后，大量的评论将武训的“乞讨”与鲁迅的“工作”等同起来，称为“为人民服务”――这种歌颂本身更是十分可疑的（如果不是荒谬的）。在现代性的方案中，无论是在黑格尔还是在马克思那里，“劳动”都是人类创造自我，争取自由的根本品质。劳动是现代伦理的核心所在。人类的劳动是一种理性的活动和精神的活动，这一点使得人从根本上区别于动物的生存。劳动创造了人也创造了世界。而与劳动相对，“乞讨”和“乞丐”完全是一种反常的，甚至是变态的，丧失“理性”的耻辱，是动物和奴隶的伦理[30]。

　　不过，上述这些问题与以下三个问题比起来，还都不能说是“根本问题”，这三个可以称为“根本”的问题是：农民革命与现代国家建设、从乡绅到赢利型经济的转化、从小农经济到现代工业化和现代农业的转化。

　　恰恰是在这三个问题上，电影《武训传》既否定了农民革命，又歌颂了“赢利型经济”，同时也无视了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社会所遭遇的根本问题、根本出路究竟何在――否定历史的进步，否定革命的目标（历史的目的），这才是毛泽东所谓的“根本问题”，也是令他“勃然大怒”的根本原因：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予死亡；――我们的作者也不去研究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和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这种系统的“反现代历史观”的作品却受到的巨大的欢呼，竟然还是在中共庄严宣称找到了一条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的决定性历史时刻发生的，这使得毛泽东不禁感慨说：“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于到了如此之多，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在他看来：在盲目的一片欢呼声中暴露无遗的，还有某些共产党人一进城就丧失了历史目标和对自己历史使命的意识，――用黑格尔著名的比喻就是：奴隶在获得了主人的财富的同时，头脑上却作了主人的“俘虏”（这与李闯王没有区别）。毛泽东忧心忡忡的，也是十分惊讶的发现了这一切，这种发现马上就变成了怒不可遏，他简明的批评道：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甚至向这些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31]

　　毛泽东所说的“具体的反历史思想”，也就是指《武训传》的基本叙述，这种叙述颠倒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根本动力（革命还是改良）、颠倒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主体（农民还是劣绅）、颠倒了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组织起来还是个人奋斗）。而且，毛加重语气说，电影的问题不仅仅是“反历史”，而且还是以后者侮蔑前者（以劣绅侮蔑农民，以个人奋斗侮蔑组织起来，以改良侮蔑革命），因而实质上是“侮蔑历史”——毛泽东反复运用“诬蔑”这个词，表述的不仅是他本人——而是刚刚以千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换得发言权的革命本身受到的，来自知识、社会和历史舆论方面的伤害：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

　　而仅仅半年前（1950年11月25日），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战死朝鲜沙场。

　　刚刚得到消息的毛泽东说：“中国的历史是由革命者的鲜血写成的。”

　　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第一次介入文艺问题的讨论。这场争论与党内围绕着“山西争论”所暴露的分歧同时发生，但却更为轰轰烈烈，这二者之间显然有着潜在的、过去被研究者们忽略的联系。毛泽东对文艺的态度，表达的是他从如下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阐述：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甚至革命者本身就自然的意识到这种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革命的“受益者”和“参与者”未必都是“自觉的革命者”，一场被历史裹挟的革命运动，和自觉的意识到“历史”的革命运动还是两回事。

　　特别是――革命者如果丧失了文化领导权，没有真正从头脑上“站起来”，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那就将大打折扣，正是从“历史”的角度看，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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