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感觉那好像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后退是没有出路的。”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爱无疑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但是，对于一个博学善思的民族而言，爱一个人不是指爱他给我们留下和提供的结论，而在于爱他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包括他对我们的批评。毛泽东提出的那些问题依然困扰着现代人类，他的批评今天依然有力量。自这个伟人逝世后中国与世界所发生的变化已经表明：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当代就不可能不是一个毛主义者，无论‘葛兰西派’（Gramscians） 还是‘阿尔杜塞派’（Althusserians）其实都一样。毛是第一个在历史的终结处开始思考的思想者，在这个意义上，他值得我们去爱戴。这意味着：我们不应回避他向我们提出的问题，特别是他对我们的批评。”[1]

　　――Alain Badiou， The culture Revolution: The last Revolution？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中，毛泽东大约是对文化、文艺问题发言最多的一位。这表明：全神贯注于“文化领导权”问题，高度强调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并坚持不懈地从这个角度阐述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是毛泽东建国以来思想的重要特征。

　　与中国社会主义进程紧密相关的毛泽东思想中包含如此众多的文化、文艺问题，这无疑对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挑战。——这既是对政治和历史专业的研究者的挑战，更是对文学研究者的挑战。它几乎天然的使对这时期的文艺问题的研究无法脱离政治和历史。　

　　一，引言：“政治”对文学的专制？

　　当前，对中国当代文学“17年”（1949－1966）基本特征的描述，是高校教材中通行的“一体化”叙述。所谓“一体化”是指：由于建国以来“政治权力”对于文学的垄断和专制，从而造成了作家、作品的单一化，对待遗产态度的的简单化，由于文学和作家的组织化（指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之后成立的包括中国作协和中国文联等机构），而造成了文化的等级制[2]。但是，当着上述论断强调建国17年来文化和文学领域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力对文学的垄断”之时，它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其自身的高度抽象和模糊性。

　　例如，这里的“政治其权力”究竟是指什么？指毛泽东本人？指一个或多个机构（共产党组织或者作家协会）？还是指“整个左翼文化”的主导地位？――而所有通行的教材都没有明确、正面地回答这一问题。于是，大多数文学系的学生难免这样直接提问：究竟什么是“政治”和“政治权力”？“政治”与“政治权力”与文学和文化的关系究竟是什么？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是否就是其“非政治性”？

　　显然，当前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所遇到的尴尬，其实是与研究者缺乏对这样如下命题的理解密切相关的：现代政治区别与传统政治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其“文化形态”。换句话说，一切“现代”政治都不能不是“文化政治”，一切“现代”统治都不能不是文化统治，具体而言，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是由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俄国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所追求和诉诸的文化价值体系奠定的，并以此区别于传统政治的合法性（血亲的、天授的、宗教的和武力的）。因此，现代政治斗争的关键方式就是争夺“文化领导权”。也正是由于不理解、乃至努力回避这个问题，才使得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在今天变得语焉不详和自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