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城:中国农民工没有归属感
2008年01月22日09:11 来源: 新京报 作者:姜妍
《中国农民工调查》作者坦诚调查中遇到的难题,讲述心中的“农民工特性”
凭借着扎实的采访功底和出色的团队配合,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魏城和他的团队采写编辑的《中国中产阶级崛起调查和讨论》系列文章,获得了亚洲新闻奖。此后,魏城又带着新的选题回到了中国,这一次他选择了关注中国的农民工。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有太多的机会接触这些农民工兄弟,没有这些人的付出也必然不会有如此迅速的城市化进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此也引发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农民工的工资和权益如何保障?他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有谁能懂?缺乏归属感的生活在大都市中的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也都可以被叫做农民工?带着这些疑问,记者专访了《中国农民工调查》一书的作者魏城。
人物名片
魏城:男,1959年出生于中国北京,1992年移居加拿大,1998年移居英国。现居英国首都伦敦。1977年至1980年在中国当兵。1980年至1984年在上海读大学。1984年至1986年毕业分到北京,在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从事立法工作。1986年至1992年在《中国青年报》任记者。1992年至1994年在加拿大留学。1994年至1998年在《星岛日报》加拿大版任英文翻译。1998年至2005年在英国广播公司任中文部记者。2005年至今: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资深记者。其编辑、采写的《中国中产阶级调查》系列报道和讨论,曾获得2007亚洲新闻奖,此后又对中国农民工展开调查,并推出《中国农民工调查》。

中国农民工调查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农民工”
新京报:你不久前刚出版了《所谓中产》,这次又出版《中国农民工调查》,两个阶层相差很大。
魏城:这次做这个题目其实有些被动,开始想做大学生就业难,后来我们主编更喜欢这个题目,于是临时改了,当时我也是措手不及,我害怕自己不能真正了解这个阶层。但是同时这本书其实和地道的农民工调查还不一样,这本书其实更多是给决策层、学术界和城里人看的一本书。
新京报:你是怎么理解农民工这个概念的?
魏城:我从小在城市长大,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农民工,15年前我自费去加拿大留学,在餐馆当过洗碗工,搬运过冷冻鸡肉,待过台球俱乐部,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男保姆,以此来换回免费的住处。那时候我接触过很多偷渡过去的农民,虽然留学和偷渡客有很多不同,但是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没有户口。
偷渡客们只能做又苦又累报酬低的工作,还要担心移民官的抽查,我记得当时有一个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副教授,开始过去是访问学者,后来他想留下,于是只能先从刷盘子做起,某次上厕所,发现老板还跟过来,就是看看他是不是真的上厕所,这种可悲的状态同样适用于在中国城市里打工的农民工,他们没有户口没有归属感,没有社会权利也没有各种福利,他们的身份就像偷渡客一样可悲。
凭借着扎实的采访功底和出色的团队配合,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魏城和他的团队采写编辑的《中国中产阶级崛起调查和讨论》系列文章,获得了亚洲新闻奖。此后,魏城又带着新的选题回到了中国,这一次他选择了关注中国的农民工。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有太多的机会接触这些农民工兄弟,没有这些人的付出也必然不会有如此迅速的城市化进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此也引发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农民工的工资和权益如何保障?他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有谁能懂?缺乏归属感的生活在大都市中的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也都可以被叫做农民工?带着这些疑问,记者专访了《中国农民工调查》一书的作者魏城。
人物名片
魏城:男,1959年出生于中国北京,1992年移居加拿大,1998年移居英国。现居英国首都伦敦。1977年至1980年在中国当兵。1980年至1984年在上海读大学。1984年至1986年毕业分到北京,在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从事立法工作。1986年至1992年在《中国青年报》任记者。1992年至1994年在加拿大留学。1994年至1998年在《星岛日报》加拿大版任英文翻译。1998年至2005年在英国广播公司任中文部记者。2005年至今: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资深记者。其编辑、采写的《中国中产阶级调查》系列报道和讨论,曾获得2007亚洲新闻奖,此后又对中国农民工展开调查,并推出《中国农民工调查》。

中国农民工调查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农民工”
新京报:你不久前刚出版了《所谓中产》,这次又出版《中国农民工调查》,两个阶层相差很大。
魏城:这次做这个题目其实有些被动,开始想做大学生就业难,后来我们主编更喜欢这个题目,于是临时改了,当时我也是措手不及,我害怕自己不能真正了解这个阶层。但是同时这本书其实和地道的农民工调查还不一样,这本书其实更多是给决策层、学术界和城里人看的一本书。
新京报:你是怎么理解农民工这个概念的?
魏城:我从小在城市长大,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农民工,15年前我自费去加拿大留学,在餐馆当过洗碗工,搬运过冷冻鸡肉,待过台球俱乐部,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男保姆,以此来换回免费的住处。那时候我接触过很多偷渡过去的农民,虽然留学和偷渡客有很多不同,但是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没有户口。
偷渡客们只能做又苦又累报酬低的工作,还要担心移民官的抽查,我记得当时有一个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副教授,开始过去是访问学者,后来他想留下,于是只能先从刷盘子做起,某次上厕所,发现老板还跟过来,就是看看他是不是真的上厕所,这种可悲的状态同样适用于在中国城市里打工的农民工,他们没有户口没有归属感,没有社会权利也没有各种福利,他们的身份就像偷渡客一样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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