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评

　　自杀，似乎一直是个研究不完的议题。法国社会学大师迪尔凯姆于1897年出版了《自杀论》，萨特的冤家———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论荒谬》中把自杀说成是唯一的哲学问题，还有无数的学者，其中为数不少的可称为自杀学家，对此做了深入的探索。但是我国的一些学者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却经常为西方的框架所束缚，经常把西方的概念移植过来以诠释在中国这个场景下的自杀现象。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北京大学副教授吴飞于2007年11月出版的《自杀作为中国问题》带给我们的则是一种思想上的冲撞。

　　从苏格拉底的弃逃到歌德笔下的少年维特的吞枪，从司马迁《史记》中的屈原投江到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的自杀老僧，吴飞用缜密的思维以及精微的笔触来追问着自杀这个穿越东西方距离的问题。作者以知识考古学的方式对自杀进行了挖掘，认为在西方产生自杀观念的一些根本环节，是我们没有的。对于不相信上帝创世的神话，甚至也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中国人来说，西方的自杀学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因此，在中国的文化脉络下来梳理中国的自杀现象，无疑是必要的。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也离不开对西方文明的地道的了解，吴飞以其渊博的学识在本书里充分地展现了对东西方自杀问题的爬梳的功夫。对于年轻妇女为自杀高发人群以及自杀多数发生在农村这些与西方迥异的现象，吴飞深入到实地进行了人类学的调查，得出的观点挑战我们的常识。

　　然而，常识未必就是正确的代名词。如何理解中国的自杀？这里的逻辑起点可能是自杀在中国究竟代表了什么，而这就必须考察中国人的生命观念以及中国人对命运的理解。吴飞对一系列观点进行解析后指出，自杀在中国所代表的，正是一种过日子的道理。这个观点是极富中国色彩的，但依然展现了其分析的穿透性。

　　解读处于转型时期下的中国的自杀问题，离不开对现代性的分析，而现代性总是伴随着自由、平等诸观念的进程。作者对这些观念与自杀间的关联，并未停留在学理上的纠缠，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活生生的中国农村的妇女。一些学者认为，农村妇女自杀率高，那是因为夫妻间权力的不均衡，妇女的地位比较低；而一些农村的老人说，过去的儿媳妇就跟奴隶似的，公婆怎么打骂都可以，那时候她怎么不自杀？现在，人们地位都平等了，有点小别扭，所以才动不动就喝农药。那么，谁对谁错？也许两方都错了。

　　在作者看来，家庭中的自杀常常只是过于较真的“撒娇”，何以下此判断？沐浴在爱河的人们知道，爱需要一定程度的“怨”才能变得活泼和真实，正如民间有“小冤家”的说法；但是，一旦“怨”变得认真了，就可能演变成“赌气”；赌气要是玩急了，就可能什么都不顾了。所谓的“委屈”，往往就是因为表达“爱”的一个环节没有把握好，从而不小心把“撒娇”变成了吵架或者误会。因此，这是爱与怨的纠葛，不同于西方的善与恶的交锋。

　　过于较真的撒娇与自杀也仅是一步之遥。这个观点以及书中其他的充满闪光智慧的结论，应该是浸透着吴飞在游历东西方的历史与现实的文本后对中国自杀的深切体察。

　　□书评人：王敦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