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的发展与终结》,韩长赋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28.00元。

　　>>在线阅读《中国农民工的发展与终结》　　经济学的终极关怀必然是个体，所以，韩长赋承认，从个体的角度入手，才能进一步深化中国的农民工问题研究。

　　一本值得再次阅读的书

　　在去年9月，我曾经写过：在3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农民的贡献在哪里？答案其实是明显的，第一是农民通过责任田的形式解决了中国人的饥饿问题；第二则是农民以“农民工”的身份介入城市经济，承担了大部分的工业制造和城市服务职能。当时，我正在阅读吉林省省长韩长赋先生的新书《中国农民工的发展与终结》。韩长赋属典型的学者型官员，在团中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部、国务院研究室担任过显著职位。如此身份显赫的官员思考农民问题，一般人可能会认为不过是官话、套话，但事实正好相反，这是一部直面中国农民问题的著作，韩长赋规避了过去土地制度问题上的诸多错误，真正站在农民的权利问题上进行理性思考，让人们看到，执政党高层并不是一味地画地为牢，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农民问题可能就会走上自由权利的轨道。

　　几个月之后，我再次读这本书，忽然发现我对它的理解过于观念化。我认为是我的情绪遮蔽了对这本书的理性阅读，我注意到了它传递给我的价值判断，却忽略了它的杰出的学术方法。事实上，这本书的重点是对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发展趋势以及影响农民工问题解决的选择性因素进行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农民工城乡流动及人口城市沉淀模型，描绘了农民工的人口城市沉淀曲线，指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历史过程和基本思路，得出了农民工问题是个战略问题，将伴随我国现代化的全过程，并将随着现代化基本实现而终结，其终结点将在2050年前后出现的基本结论。

　　方法论价值再一次成为我们阅读的核心。现在我认为，可能正是《中国农民工的发展与终结》极具学院气质的方法论体系，它将让那些以经济学为职业的诸多国内学者汗颜，并可能在我们的经济学史中，留下比较醒目的一节。

　　真实的宏观研究

　　已经有专家认为，韩长赋关于中国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是当下中国最为踏实的学术研究之一。韩长赋本人也认为自己的研究意义深远。这不是韩刻意拔高自己，而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特殊的经济社会政策使然。本书有一个相当醒目的前置性立场：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三农”问题。立足这样的立场，韩长赋如此阐述：

　　“现代化的过程实质是农民进入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融入城市文明的过程，生产生活方式转型的过程。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和部分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绕不过去又必须解决好的问题。中国农民转移的主要途径是农民工这个渠道，农民工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韩长赋站在世界各国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上强调，城市化的本质是由农村向城里移民，中国无疑也要走这条路子。但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人口多，主要是农民多，而且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搞计划经济，实行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社会政策，又使农民的这种转移带有中国特色。因而解决中国的农民工问题，既要认识其必然性，增强自觉性，又要把握其长期性和特殊性。

　　对历史的宏观把握也是韩长赋的立足点之一。在韩先生看来，中国农民工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产生的新的特殊的社会群体，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市化加快发展为农民向城市流动创造了体制条件和就业条件。农村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农业科技进步，解决了农产品供给短缺的问题，同时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又由于改革的深入不断打破原有的城乡壁垒，农民有了走出农田进入工业、进入城市的可能，由乡镇企业到“民工潮”就是以这样的逻辑发展的。可以说，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实际上是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问题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时期的集中释放。

　　这几乎是我们看到的对近30年来中国农民变迁的最客观的历史性描述，而只有在充分尊重历史，理性解读历史之后，我们对农民工的经济学、社会学解释才有价值。韩长赋的学术体系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开始进一步拓展：

　　“农民外出务工主流上具有社会进步意义。亿万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巨大推动力量，是城乡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和冲破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巨大推动力量。农民外出进城务工，是现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有效实现形式。”

　　韩长赋由此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第三元，农民工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的第三元，而这恰好是社会转型期沟通二元结构两极不可缺少的桥梁和难以跨越的过渡。

　　韩的经济学视角似乎带有秘鲁经济学家索托的气质：农民工对我国经济发展、城乡消费、农村投资和改革具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农民工的流动促进了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高了工业产品的竞争力；大量农民工进城，改变了城市的消费规模、消费结构与消费水平，同时带来了农村消费观念的更新，增强了农民家庭消费能力，优化了农村的消费结构。农民工带回来了大笔现金收入，成为农业和农村建设投资的重要来源。农民工阶层的产生成为改革有力的加速器，对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提出了挑战，为冲破二元经济结构，形成城乡统一的市场化的劳动就业制度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韩的社会学角度则具有某种对历史流变的前瞻性考量：农民工跨地域、跨身份、跨职业能力、跨文化的流动进城，正在改变中国的社会基本格局，直接触动了发展进程的基本环节和国家经济社会管理制度的基本层面。农民流动而转变成为工作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工的现象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和未来前景的影响是极其全面、深刻的。农民进城形成的农民工阶层是一个社会阶层上行的过程，而大规模的社会阶层上行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从产业工人的增长趋势看，农民工正在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民工问题的建设性思路

　　作为一名政府官员，韩长赋必然要在自己的著作里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他不会允许自己仅仅陷在发现问题的层面。

　　韩的研究显然有奥地利学派自由选择的影子，更有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经济学考量。他认为，所谓农民工问题实际上是现存的亟待解决的三个问题：

　　“一个是一亿多进城务工农民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就业环境如何得到改善的问题；一个是农民工如何有序进入城市生活并逐步成为市民完成城市化的问题；一个是更广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逐步地合理地转移出来，实现比较充分就业的问题。”

　　国内外正反经验证明了韩长赋的观点，人为设置人口流动的障碍得不偿失，政治驱动的人口流动是不成功的，而顺应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民间自发的流动和移民则是低成本的、稳定的，而且也是进退自如的、容易调节的。研究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有政府的引导和调控，但又必须考虑市场的力量，重视农民的创造精神。

　　制度安排成为韩长赋解决方案的重点。就是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社会支持体系。应该说，这是《中国农民工的发展与终结》的主要创新点。这个体系包括：构建城乡统一的就业服务和培训体系，实行平等就业；构建覆盖农民工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逐步解决农民工的子女上学、医疗卫生、居住等问题等等等等。

　　现在我们认为，身居省长官位的韩长赋，他的另一面，是一名接受过严谨学术训练的经济学家，这样的双重身份直接影响了《中国农民工的发展与终结》的写作。韩自己坦诚相告：本书较多的是从宏观层面关注农民工问题，尽管注意到了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结合，但较少从农民工个人行为的微观视角来展开研究，对农民工个人及类型观察不够。韩长赋的这种自我提醒有价值。经济学的终极关怀必然是个体，所以，韩承认，从个体的角度入手，才能进一步深化中国的农民工问题研究。

　　如果说对个体关怀的缺席是一种学术不足的话，那么，《中国农民工的发展与终结》中的经验实证性方法，则是他对抽象理论的一种妥协和回避。这一方面受限于统计资料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另一方面，他也不太愿意让理论模型过度抽象，从而影响了观点的传播。因此，将理论模型具体化，并且通过计量与统计分析等方式进行实证检验将是韩长赋未来一个时期内进一步展开农民工问题相关研究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