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一位名叫哈泽尔·娄利的美国传记作家为萨特和波伏瓦写了本传记，书名叫《面对面》，书中搜集了一批两人的未刊书信，出版时却出了点问题：萨特的养女阿尔蕾特·埃尔坎-萨特提出抗议，说书信涉及双方共同的隐私，要求隐去其中一些材料，从而跟提供书信的波伏瓦的养女西尔维·勒邦·德·波伏瓦发生了冲突。最后，出版商哈珀·柯林斯在出版社拿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推出了两个版本：欧洲版是隐去了争议材料的“洁本”；而由于版权法规定更自由一些，北美版是个“准全本”，收录了一部分争议材料，并对其余部分做了释义。

　　这是法国存在主义运动爆出的又一桩令人尴尬的“历史遗留问题”。无关学理和政治论争，纯粹大师自己的私生活混乱所致。西尔维和阿尔蕾特两人吃着养父养母兼情人(阿尔蕾特19岁时当了51岁的萨特的情妇)的遗产，靠守护他们的名声和隐私过日子。读克劳迪娜·蒙泰伊的《波伏瓦姐妹》时，我又想起关于《面对面》的这段轶事，作为当年“存在主义大家庭”的青年成员之一，克劳迪娜写道，西尔维早在波伏瓦末年就开始露出霸道，而萨特的秘书，也就是现在颇有些名气的法国学者贝尔纳-昂利·莱维，则在萨特最后几年中就操纵了他的言行，并在哲人去世后俨然成了他思想的权威阐释者和代言人。

　　辉煌消逝之后，往往留下深重的阴影。六七十年代的法国激进的青年左翼，谁会想到红极一时的存在主义运动会有今天？不能怪政治大势——密特朗出身左派，上世纪80年代上台以后比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开明许多——要怪只能怪存在主义的后人们自己不争气，或推而广之，只能怪人所共有的弱点。萨特，波伏瓦，伟大哲人，精神领袖，“自由情侣”——顶着无数光环的他们远远不是完人，所谓的“家族”当年就藏污纳垢，勾心斗角的糗事不断。就以西蒙娜·德·波伏瓦为例，《波伏瓦姐妹》讲述了她和她的妹妹埃莱娜的生平故事，埃莱娜是个画家，两姐妹在世还一直感情甚笃，而西蒙娜一死，埃莱娜却在姐姐的私人信件中，发现了对自己作品尖刻的讽刺。姐姐的表里不一，以及她在《第二性》中对女艺术家偏见十足的轻蔑，导致了妹妹在精神压抑之中度过余生。对亲人尚且留下如此刺激，可想而知，这位敏捷犀利的女作家一生伤害过多少人。

　　克罗迪娜以充分的同情描述了西蒙娜、埃莱娜姐妹的晚年，虽然本着“青春无悔”的原则，她仍然对萨特、波伏瓦致以敬意，但她对存在主义运动，以及波伏瓦所担纲的女权主义运动中种种因人的私心而生的肮脏阴险多有描述。克罗迪娜当了好多年活跃的女权主义分子，上法庭为堕胎者进行集体辩护，冒着严寒在清晨六点去法传单，但是，“1968年5月是男人们的事情”，在左翼运动发出最强音的时候，她却失望地没有看见波伏瓦的影子。每当女战士想对政治问题发表看法时，她们的“领导”昂利·莱维(当时他叫皮埃尔·维克多)就会严厉地申斥：“你别说了！”另一个人则说得更直接：“你们弄不懂这些事。”这当然不是克罗迪娜想要投身的伟大事业。她所孜孜以求的平等，首先在追求平等的队伍中就遭到无情的玷污。巨大的讽刺让她清醒，她问萨特，他“怎么能够忍受他周围那些革命者的乖张不逊”，答案来自她本人的观察所得：“这些人让他觉得他也参加了一段历史的进程……有他们在，他就恢复了活力。”

　　我感到，克罗迪娜没有明言的一点是：在那个圈子及其社会活动中，私德的败坏与公德的沦丧是熔于一炉的。萨特和波伏瓦私生活上的不仔细(尽管波伏瓦表现出的“双性恋”气质按说也是女权运动的需要)，与存在主义圈子内部关系的紊乱倒错密不可分，而作为一个集体性的“运动”，以昂利·莱维为代表的那些势利小人的滋生，也是“萨特—波伏瓦”的(自我)偶像化、符号化、资本化的必然结果——有领袖就有下属，有阵营就有组织，就有等级，有利益纠葛，有符号资本和话语权资本。就算大方向上的确是“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打小算盘噼啪响声依然震耳欲聋。公私两相结合，这一群人难逃其悲剧命运。置身其外的埃莱娜也成了牺牲品，她一辈子被人看做“西蒙娜的妹妹”，到风烛残年时，她那被人民缅怀的伟大的姐姐，那尊再也无法走下台座的女神，还给了她致命的一击。不需要调用文化狗仔队的镜头来蛀蚀法国存在主义运动的光辉旗帜，阿尔蕾特、西尔维这些萨特、波伏瓦的嫡系子女始终在以寄生虫般的存在毁损着前辈的威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