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洋洋170万言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新著》出版的消息，在学界和读者中引起了热烈的关注。

　　对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读者并不陌生。199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因以马克思主义人性观为指导，提出文学的进步乃是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打破了文学史研究旧的思维模式，被学界一些学者誉为石破天惊之作。该书迄今已销售20万套，成为很多高校文科大学生的必读书目。

　　十一年过去了，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新著》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总社联合推出。这部几经修改的著作，究竟新在何处？主编章培恒表示：新著对以前长期流行的文学史模式有了进一步突破，并且成为自觉地从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成果。

　　在《中国文学史新著》中，人性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一看法真正成了全书的灵魂。新著还克服了1996年版《中国文学史》偏重内容论述，而艺术特色分析相对薄弱的缺陷，真正涉及文学形式的演变过程。此外，还打破了此前同类著述主要按朝代论述文学史的惯例，将先秦至1900年的中国文学分为上古文学、中世文学、近世文学三个阶段，根据文学自身在不同时期的特点，中世文学又分发轫、拓展、分化三期，近世文学则分萌生、受挫、复兴、徘徊、嬗变五期，比较明晰地显示中国文学曲折而复杂的演变过程。

　　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中国文学史新著》责任编辑之一贺圣遂看来，《中国文学史》虽由章培恒先生确定总体思路并撰写了导论、辽金文学部分、元代文学中短篇小说部分，但总字数不过六万字，大部分内容则由他的学生、朋友撰写，可谓是一部主编之作。而《中国文学史新著》算得上是一部章先生的著述，在170万的内容中，至少有120万字由他撰写(独撰或合撰并定稿)，其余部分也经过他的修改。

　　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新著》的出版，看似顺利，实则经历了种种曲折。

　　1996年《中国文学史》上市流播，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荡，报道评论如潮。对于石破天惊之誉，章培恒有清醒认识：所谓石破天惊也不过是肯定了它的开创性，但与文学史的应有任务--对文学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的描述--还有很大的距离。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毅然决定重写《中国文学史》。这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各种指责纷至沓来，认为这么快就重出一部是为了捞钱。

　　1998年年初和年底，《中国文学史新著》第一卷、第二卷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当时教育部正拟推荐若干供大学文科使用的教材，经专家评审后，该书虽未出齐和上架，但已被列入重点推荐的教材。

　　可惜的是，章先生在1999年被查出患了癌症，第三卷的出版因此搁置下来。这成了他的心头大事。《中国文学史新著》另一责编韩结根说，章先生在病房里也一直没有放下手头的工作，因此这部新著的不少统稿工作，是章先生在住院期间逐步完成的。2005年，章先生身体略为好转后，完成了第三卷的写作，并重新修改了第一卷、第二卷。皇皇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新著》，宣告完成。

　　个人著史，似乎是复旦大学文史专家的传统和情结。周谷城著《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郭绍虞著《中国文学批评史》，朱东润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皆可说明这一点。往后，还有葛剑雄撰《中国人口发展史》等不一而足。章培恒先生之于《中国文学史新著》，名义上是主编，实际上是继承了复旦大学文史专家个人著史的传统。这一点未必为章先生所认同，但相信很多人会作如是观。

　　1989年左右开始萌生重构文学史愿望



　　文汇报：章先生，您以兼擅实证研究和理论阐释而进行的文学史个案研究，早就为中外学术界所关注，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萌生重新建构中国文学史愿望的？

　　章培恒：比较全面地考虑重构文学史问题，大概是在1989年左右开始的。我以前对文学史也经常有一些跟其他研究者不同的看法，但是都比较零星，比如说在1963、1964年的时候，我对金圣叹的看法、实际上也是对晚明文学的看法，就与其他研究者有比较大的不同。我与刘大杰先生一起写了一篇《论金圣叹的文学批评》，那篇论文在国外的反响很好，现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担任讲座教授的王靖宇先生当时就认为这是中国大陆迄今所发表的重新评价金圣叹文学批评的最佳和最客观的论文，但是论文在国内受到严厉的批评。这些零零星星不同的看法积累得比较多了，就想应该做一个统盘的考虑。所以大概在1989年左右，我在复旦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那篇论文后来也受到了批判，不过情况跟1960年代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人家批判我也反批评。那个时候谈的虽然只是六朝文学的评价，但是实际上牵涉到总体如何来评价古代文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