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广州

　　如同电影《色，戒》进内地必须删剪一样，李安在《十年一觉电影梦》里最彪悍/最戏谑的一句话也在内地简体字版中“被阉”：当年《卧虎藏龙》登陆台湾时，不少人质疑周润发的广东腔国语不标准，比如把“江湖”说成“糨糊”。李安却不服气，认为发哥的发音百分之九十没问题。

　　语言问题，对李安来说从来不是个小问题。盘点一下：《饮食男女》里有湖南话、国语、台语、英文，《喜宴》里有英文、上海话、大陆腔、台湾腔，《推手》里有北京腔（王莱、郎雄），也有年轻一代的华语（儿子），有英文（洋媳妇），还有混血小孙子（李涵）的中英双语。新作《色，戒》里，女一号王佳芝更是在国语、粤语、上海话、英文、日文环境之间自由转换，让人惊叹这位非职业特工的超一流天资。甚至连打麻将的官太太们也是来自五湖四海：有的上海腔、有的操宁波口音国语，有的讲四川“椒盐普通话”。李安特有的语言癖好背后是其对文化和人情的专注，他在《十年一觉电影梦》中这样解释，“方言是日积月累的语言精华，有时候比国语还精彩传神，充满了趣味性，华人世界本如此，语言混杂是我们生活现实的反映，加入各地语言，对我来说是件很自然的事。”

　　追根溯源，李安喜欢在电影里调动各种方音，与他的成长环境大有关系。李安的父亲当年在台湾花岗山的花莲师范旧址创办了国民党军队退役官兵的师资训练班，李氏兄弟小时候成天与那些即将为人师表的退伍军人厮混，“生活里就是各地方言、各省口音组成的混声大合唱”，对比朱天文、朱天心、袁琼琼、苏伟贞、苦苓等有“眷村”背景的作家，外省人生活圈对幼年李安的影响同样深远。随着“被大历史筛选了到台湾来的这群人”（白先勇语）在时间长河里风消云散，曾在杨德昌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曹瑞原电视剧《孽子》里闪现过的那些天南海北的乡音也日渐稀少。但是李安拍摄华语作品仍坚持人物语言要有地域特色，“人人一口标准国语，在现实生活里根本少之又少。写实地表达出语言的真实状况，也是我对‘标准国语’的一种反抗”。

　　这样反抗“标准国语”的段子在本书中不胜枚举，比如归亚蕾在《饮食男女》里讲的是湖南话：归亚蕾的母亲是湖南人，为了练好湖南话，归亚蕾特别请姨父从苗栗北上，连同邻居的湖南乡亲，一共四个人帮她录下湖南腔的台词，她再照着苦练两个月。李安发现，当归亚蕾把“开动”念成“开邓”，“这是”说成“割是”，一个“既写实，又好玩”的妇人形象传神地被塑造出来，成为电影里最令人难忘的一个角色。

　　直到10岁时，李安随调职的父亲迁至台南，转往全讲闽南语、日式填鸭教育的“公园国小”―――这一历程被李安后来形容为痛苦的第一次经受文化冲击。转学让李安开始很害怕，但也努力学着适应，先后培育他的两种教育制度正代表台湾的两种文化：“外省中原文化及日本本省文化”。“从小我身处文化冲击及调适的夹缝中，在双方的拉扯下试图寻求平衡”，李安表示，“当我长大后面对个世界，尤其是拍电影后才发现，其实在细微不一的变化里，正埋下了许多巨变的种子。”为什么他后来能如此自由出入于江湖的世界（《卧虎藏龙》）、维多利亚时代的世界（《理智与情感》）、美国西部的牛仔世界（《断背山》）？未必不是依仗他自小修来的那种平衡术。

　　李安屡屡念叨的，在现实的世界里，一辈子都是外人：在台湾是外省人，到美国是外国人，回内地做台胞。终其一生寻找的便是那个可以让他泰然处世的平衡点。在这段平衡木上，李安东走西顾，指东打西，声东击西，左右逢源，尽管过程相当艰难。所以在他的电影世界里，既能在香港邵氏片场搭就的《梁祝》（李翰祥导演）中神游古典江南，也能在加拿大为《断臂山》堪景时想起《卧虎藏龙》里的新疆戈壁。当年参与撰写《卧虎藏龙》台词对白的，既有台湾的王蕙玲、内地的钟阿城，也有美国的詹姆斯?夏慕斯，更是半中半西、半文半白的团队，“来路很多，是个混合体”。当李安每每感叹中国的戏剧语言不够用，尤其为恋爱戏和侦探戏头疼时，马上有英文来帮忙。类似于周润发对杨紫琼说的“刚才你握住我的手，你能感觉到它的真实吗？”此类情话，直接从英文翻译而来。在侦探戏里，原本准备借用京剧念白“案发你可在场”或“你可知晓”都不够白话，李安苦恼地说：“我真不知要用什么中文语词来传达，也没见前人说过，古人怎么讲我真的不晓得。”只好借助英文直译为：“案发当时，你在现场吗？”接下去是《卧虎藏龙》风靡全球。

　　“我觉得台湾外省人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比较特殊的文化现象。”李安在简体中文版序中说，“就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文化教养下成长的一代；也因为这个文化到了我们这一代以后，已然渐行渐远，现今若不留点鸿爪，日后想要按图索骥，怕也难寻。”在此意义上，“就算为文化传承尽点心意吧，这本书或可作为中原文化在台湾发展的一个线索”，他很清楚自己在历史上的微妙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