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不属于“蒋身边的人”

　　在过去阅读过的现代史著作中，宋子文的名字总是与“四大家族”紧密联系在一起。一定意义上，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就是“蒋家王朝”的代名词，他们的兴衰即是一个时代的兴衰。

　　几年前，当我阅读1943年3月1日的《时代》时，却又注意到，至少在当时的外国媒体眼里，宋子文并不属于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人。这期《时代》的封面人物是宋美龄，除了封面人物的报道之外，《时代》还用一个页码的篇幅发表题为《蒋身边的人》的文章，并配发一组人物照片。文章首先写道：

　　蒋介石委员长身边的人是一个“帮派”（gang ）,如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政府班底，或者俄亥俄共和党的组织以及相同情况形成的帮派。这些人个性强，锋芒毕露，但又颇能忍辱负重。这些人是委员长诸多面貌的不同反映。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一批吃苦耐劳的人。（《时代》，1943年3月1日）

　　文章以下面的顺序介绍了“蒋身边的人”：陈布雷、何应钦、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张群、陈诚、戴季陶、王宠惠、王世杰、董显光。“四大家族”中的蒋、孔、陈三家均在其列，唯独宋子文除外。我感到好奇，后来，又阅读一些相关著作后，才发现，其实不仅仅限于《时代》的记者，当年的不少西方人士通常都习惯于把宋子文与蒋介石看作不同的人。或者说，在宋、蒋与共产党相对立的共性之外，海外人士更乐于看到他们的差异与矛盾。

　　1944年12月18日，宋子文成了这一天出版的《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两个星期前，他刚刚在重庆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长。

　　封面选用一幅宋子文的彩色标准肖像画。他身着灰色西装，白色衬衫系着一条蓝色方格图案的领带。方方正正的脸庞，戴一副眼镜，眼神不活泼但也说不上是沉稳，似乎更近于平静。“通往胜利的路在峭壁之上”——在“中国的宋子文”的称谓下面，《时代》用了这样一句说明。

　　“峭壁之上”，简单的几个字勾勒出1944年中国的严峻局势：史迪威将军与蒋介石的冲突白热化，最终关头罗斯福总统不得不将他召回；盟军在这一年6月成功登陆法国诺曼底，与东线的苏联战场相互呼应，欧洲战场接连告捷，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却在中国战场上大举进攻，使中国面临着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最严峻的危机；美国特使赫尔利的延安之行以失败告终，国、共两党继续对峙，抗日战争尚未结束，内战的阴影却越来越浓重……在这样一连串令人目不暇接而又忐忑不安的场景中，中国走到了1944年的尾声。

　　正是在此情形下，自1939年以来一直兼任行政院院长的蒋介石，终于在1944年12月4日让出这一职位，改由时任外交部长的宋子文任代院长。

　　毫不奇怪，宋子文这样一位出身于牧师家庭，和宋氏三姐妹一起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人，他身上那些与蒋介石有所不同的精神气质、文化素养、行事风格等，更让美国人有着浓厚兴趣和偏爱。在《时代》的报道中，宋子文精明能干，其性格与作风也与其他政府官员颇有不同：

　　在以后的几年里，宋子文为中国的财政辛勤工作。他进行了扎实的、亟需的改革：建立标准化的货币、改进关税和税收征集、集中经营银行系统，（在1932年）甚至实现了预算平衡。亚洲人纷纷谈论起宋子文，说他是亚洲的最有前途的和最能干的，也是脾气最暴躁的政治家……他具有美国人讲究效率的理念。他下决心要使他华夏古老的车轮能像汽车轮子一样快。他的惯用方法之一是，命令他的部属“应急待命”，这意味着他们不能离开办公桌去按照中国传统慢条斯理地吃午饭或扎堆闲聊，或者搞各种各样的中国式磨洋工。（《时代》，1944年12月18日）

　　宋子文与姐姐宋庆龄也一直保持着联系，政治上的分道扬镳，没有完全淡化彼此的亲情。抗战爆发后，一位在香港结识宋庆龄的德国姑娘的说法可作佐证。这位德国姑娘的中文名字叫王安娜，她是中共地下党员王炳南的妻子。王炳南的父亲与杨虎城为至交，因而他一直得到杨虎城的照顾和重用，在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中，王炳南便在杨虎城身边，发挥过重要作用。王安娜这样说到她印象中的宋子文：

　　1938年6月，我和孙夫人在香港相见时，我觉得，就对问题的看法而言，在家人中和孙夫人最接近的是她的弟弟宋子文。他当时是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在政治上他和这个姐姐的思想很接近，只是缺乏姐姐那样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就如美国作家文森特·希恩曾恰当地称他为“性格永不固定的自由主义者”一样，他每每为内部的纠纷而烦恼。对受美国教育的宋子文来说，与外国人相处比与中国人在一起要愉快。在中国人看来，他是个忙忙乱乱、充满热情、忽三忽四、充满矛盾的人。

　　于是，绑在蒋介石战车上的、具有不同政治色彩和性格特点的宋子文，成了西方人士眼中“蒋身边的人”之外的人。政治局势瞬息万变，中美关系冷热起伏，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因宋、蒋之间的恩恩怨怨和权力消长，也就多了一些耐人寻味的故事和历史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