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新京报：能否介绍一下德国新生代作家大致的图景？

　　顾彬：以1989年为界线，之前的德国作家太关心政治，有的时候语言空洞，好像和报道差不多。举个例子，比如我们这代二战后出生的作家总是在拷问自己，父母是否参加过党卫军，自己的罪在哪里？这是德国作家比较喜欢做的事。与之相比，中国建国后的作品缺少一种内在的温暖。但是之后的德国作家认为语言更重要，尤其重视探索语言的可能性，也喜欢反思过去，摒弃了过去以简单的方法看待世界，他们不再把世界分成黑白两色。但很难说有什么潮流，作家的创作都是个性化的，作家去发现社会的复杂性，不具体谈政治，喜欢从细节出发。尽管他们在国内或国外都不是很有名，但是他们的整体文学水平比60年代的作家高。

　　新京报：你从2005年开始义无反顾地研究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并著书立传，而且都是自费的，是什么动力支持下坚持不懈？你有没有怀疑过你的研究方向和成果？

　　顾彬：我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三十年，当初包括很多中国的学者都劝我放弃，认为没必要，但是王家新、翟永明、欧阳江河，他们一直鼓励我，帮助我。有人说我不批评中国诗歌，是因为我和他们互捧臭脚，但是我经常在公开场合批评他们，但我可以说，在中国，作家和诗人对批评是很宽容的，今天吵架，明天喝酒，后天是好朋友。有一个学者说，学者的任务是牺牲自己。我也怀疑我对80年代文坛的判断从今天来看是否还正确。

　　新京报：有人说自张洁之后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德译本的销量一跌再跌，原因是什么？

　　顾彬：上世纪80年代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的确在德国卖得非常好，因为读者希望去了解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女人，而不是从文学角度去了解，对于当下的德国读者，他们认为这已经过时，现在书店里虹影这样女作家的作品很畅销，读者是被动地接受这些作品。我一直有些生气，因为一些出版社不会顾及作品的文学性出版，只看是否被中国禁止，一旦听说被中国政府禁止，这些出版社就迫不及待地说，好吧，快买吧，对文学性的确无所谓。

　　新京报：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是中国，你认为哪些当代作品有分量适合被翻译和介绍去德国乃至欧洲？

　　顾彬：或许是因为年龄缘故，我喜欢复杂的文字，比如诗歌和散文，但是无论中国或是德国，这些书都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的，小说我最近懒得看，不过我还会看。尽管我对中国当代散文也有怀疑，但我愿意介绍北岛的散文给德国读者，他的诗歌很严肃，但散文有幽默感。翟永明的散文我看得也不少，但是我从来没想过要翻译。虽然评论界都认为她90年代“女人”系列很有分量。最近我正在和唐晓渡合作，翻译中国十几位诗人的各十二首诗歌，包括王小妮、于坚等等，希望明后年他们能去德国和读者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