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自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声名日益显赫，连今年的戛纳电影节评委阵营中都有他的身影。与此同时，中国出版诺奖得主的作品也显示出了非同寻常的速度，从去年8月《我的名字叫红》出版迄今，一年中帕慕克6本最重要的作品都有了中文版，而且《红》一书的插图注释本即将面世，年底前还将推出他的早期作品《寂静的房子》、《塞夫得特和他的儿子们》，由此形成相当完整的帕慕克作品系列。此外，已出版的6本书发行量超过50万册，成绩最好的《红》发行量超过20万册，这在纯文学作品中相当罕见。似乎可以说，过去的一年，是文学上的“帕慕克年”。

　　我们在内地读者认识帕慕克一年之际刊发此文。他谈及了自己的家庭、创作、故乡以及他在土耳其的“不受欢迎”。有趣的是，他特别谈到了自己对哥哥的“嫉妒”，以及如何同这种感受斗争，并将之引申为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作品和他的走红。或许，帕慕克的这种“嫉妒”，揭示了我们时代的普遍困境———当东方遇到西方，问题层出不穷。但显然，帕慕克这位诺奖得主的理解，不是唯一答案。

　　■家庭故事：在我的整个童年时代，都能听到祖母的哭声

　　奥尔罕·帕慕克的家庭，在土耳其属于中产阶级阶层———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会说两句法语，干着公务员、法律教授或商人的行当。他妈妈出生于伊斯坦布尔一个古老的纺织品制造家族；而他的祖父，则是一名土木工程师，在20世纪20年代交了好运发了财———那会儿，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将大量的资金投到了铁路建设上。帕慕克说：“福克纳（美国著名作家）的祖父和我祖父都曾修过铁路。”

　　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曾祖父修造的公寓里长大，家里生活着很多位阿姨、叔叔、堂兄堂弟或表姐表妹———他们的“公共空间”里，充斥着闲聊、收音机的嘈杂、纸牌、烟草的味道———这种生活，他没忘在自己的小说中间或凭吊。

　　帕慕克那个修铁路的土木工程师祖父有两个儿子，都成了工程师，只不过不再有机会修铁路，而是挺进了多项房地产项目———之所以说“多项”是有原因的。帕慕克对他的一位作家朋友说过：“我不得不很遗憾地说，他们都是不成功的。我记得在我的整个童年时代，都能听到祖母的哭声，她甚至要为这幢公寓楼被卖掉而哭。我的父亲跑到了巴黎，四天没有给家里打电话。用10到15年的时间，他和我叔叔花光了他们父亲的钱。”帕慕克再想起这些，就会笑，“到今天，什么也没有留下。”而他的父母，也离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