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郝铭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副社长、上海文化出版社总编辑，兼任《咬文嚼字》主编、《编辑学刊》主编等职。中国语文报刊协会、上海编辑学会、上海语文协会副会长。责编图书《朱光潜美学文集》、李泽厚《美学论集》、《巴金论创作》等。主编、副主编《文艺鉴赏大成》、《文化鉴赏大成》、《中国新文学大系》、《艾青论创作》和《革命烈士遗文大典》等。

　　

　　去年8月，语文专家郝铭鉴的《文字的味道》出版，集《咬文嚼字》10余年精华，一年内得以再版，新版将亮相于本周开幕的上海书展。上周，这位语言文字专家接受了本报专访。

　　■《咬文嚼字》的主编改自己书里的错，改到出版社都受不了

　　《文字的味道》初版后，郝铭鉴读了三遍。“出这么一本书，让我很痛苦。一想到里面有个什么错，就如坐针毡。不改掉心里很不舒服。这次新版把错改掉，以后这本书我就不太关心了。”出版社开始都不同意他那样改，因为改动了就要重新制版，加大成本，否则出版社只要重新印一下就可以了，郝铭鉴说，“我自己出钱改。”

　　平常对别人“咬文嚼字”的郝铭鉴，对自己“咬”得更厉害。“我平常帮朋友挑错，这次《文字的味道》，也有很多人帮我挑。我对人家指出我的错，从来就是抱着老老实实的态度，不去计较别人的方法、语气。但错挑得最多的，是我自己，把每个字都重新推敲了一下。”

　　对文字推敲的兴致，郝铭鉴打小就有，只不过1995年以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一年，《咬文嚼字》创刊了。据郝铭鉴回忆，孩提时，自己曾为想不起“马”字的读音在大马路上转了好多圈。后来，遇到不认识的字便如坐针毡，这一习惯与他如影随形一辈子，只是，烦恼很容易消除———他学会查四角号码字典了。“一个学生，对查字典感兴趣，这于语文学习是很有帮助的。不懂的能解决，老师不教的也会了。很有成就感。”现在，“四角号码”已退出历史舞台，郝铭鉴还专为此撰文《归来兮，四角号码》。

　　■高考历史考卷上，不会做的题便赋诗一首

　　郝铭鉴和文字的缘分，命运似乎拦都拦不住。本出身贫寒，不少兄弟夭折，这让母亲对他宠爱有加，当了皮衣把他送进学堂。在说书是唯一娱乐的年代，郝铭鉴因把一本图画版章回体小说“说成了书”，意外赢得了大人们的捧场，从此让他对书欲罢不能。“家附近有个卖牛肉的，那时候卖牛肉给顾客是不用方便袋的，总是从书上撕下一张纸包牛肉。因此，摊主总是成捆成捆地买书。我经常帮他看摊，从不要钱，摊主就让我自己挑书看。”

　　导演彭小莲的舅舅，是一位很好的数学老师，他牵引着中学生郝铭鉴进了理科班。在《诗经》中看到许多与星象相关的东西，郝铭鉴便立志天文。可高三考大学时，准备报考天文学却未果———因为他是色盲———其实，早在初中三年级时，他就差点被挑选至空军做飞行员，当时体检别的指标都合格了，除了这一条。

　　高考前才进文科班的郝铭鉴，对外国历史几乎一无所知。高考考场上，一道历史题，要求学生回答对西班牙弗朗哥政变的评价。“不怕你笑话，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弗朗哥是谁。看着题目只有发呆的份儿，但感觉又不能空着。”于是，郝铭鉴在考卷上题诗一首：“高中历史没读过，考试碰到弗朗哥，你搞政变我不知，历史功罪怎么说。”因为“作文、古文拉了点分”，郝铭鉴勉强上了大学，进了上海师大中文系。这一专业选择，与中学时的语文老师蒋希贤有关。“老师对我很好，希望我将来也能当老师。”这位老师，是著名诗歌评论家、北京大学教授谢冕的同学。“因为他教过学生学杜甫写乡村的诗，而在‘文革’中被认为是在否定社会主义新农村。挨批斗后他情绪很不好，生病时，我还带着谢冕去拜见了他。”

　　就是在蒋希贤老师的书桌玻璃下，压着一句“莫追悔过去，莫幻想未来”，让少年郝铭鉴“看呆”了：“我第一次觉得，天哪，这么好的诗。于是，我也就开始写诗了。”想投稿，却不知投往何处。于是，他在一张地图前闭上眼睛，心想手指到哪里就投稿到哪里。最后，他的第一篇作品投给了贵州某杂志。“不久便收到了编辑的回信，只不过是退稿信，还夹着二十个信封，鼓励我再接再厉。曾经好长时间，我都非常舍不得用掉那些信封。”

　　1958年，他又迷上当时流行的“新民歌”———以日历为稿纸，每日撕下一张，背后便来一首。

　　他还是写杂文的一把好手，全国中学语文课本中的《“挑战者号”追思》，便出自他笔下。在某个特殊的历史时代，他写了不少应景之作，不想署真名，后来笔名个数上千，多到编辑搞不清楚，以至误作“楚山孤”为“楚天狐”。“人家都说鲁迅笔名多，我的笔名比鲁迅还多。”

　　■做理论编辑，得幸与朱光潜等真正的大家交往

　　我中学时曾梦想成为一名老师，但这个梦想对年轻时的郝铭鉴有些奢侈，只有一次实现的机会———1964年，毛主席鼓励大学生深入基层，他便到上海的郊区金山去为农民办了一所语言学校，这是他在语文应用上的第一次“大尝试”。“我自己总结了汉语中的常用字，并编成了教材，让农村小年轻在最短时间内学会看书阅读。没想到还挺奏效。”

　　“文革”结束后，郝铭鉴选择进了出版社。“这时我对出版的认识，已经和教师联系在一起了。教室是个小课堂，出版是个大课堂。一堂课只能影响几十个学生，一本书却可能影响全社会。”初到出版社，他本来想做诗歌编辑。结果那时出版社已有两位著名的诗人就位，初出茅庐的他只得去了理论部。那会儿，“美学热”刚刚兴起。“我在学校没学过美学，什么都不懂。”

　　初生牛犊不怕虎。一次学术会议在上海衡山宾馆召开，冲着一大帮学者，郝铭鉴跑了过去。那天，会议组织与会学者看外国电影《可尊敬的妓女》，一个瘦小的老头没去，于是，他俩攀谈起来。老头围绕电影的名字，从罗丹的雕塑《老妓》谈起，到中国的“杜十娘”，继而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给郝铭鉴上了“美学第一课”。“两个多小时的交谈，全没偏离那两个字。这个瘦小老头，名叫朱光潜，中国美学的奠基人。”

　　当时，郝铭鉴正在策划一套“文艺知识丛书”。他从老编辑那里听说过朱光潜这个名字，但还不知道他早在半个世纪以前便写下了美学经典《谈美》。见过人之后，开始读其书。读了以后非常喜欢，他便约朱光潜写点东西。“朱光潜还不知道怎么写。我说，沿用50年代书信的形式，就同样的美学问题，谈几十年后自己新的学术见解。”朱光潜欣然同意，于是有了经典的学术普及类读物《谈美书简》。在这一本小册子之后，郝铭鉴编了著名的《朱光潜美学文集》，两人熟识了起来，郝铭鉴去北京，吃住都在朱光潜北大燕南园的家里。“每天下午，陪着他在未名湖边散步，一开始总是我搀扶着他，怕他年龄大了摔着，但往往到后来就成了他搀着我了。他走得快，路比我熟。后来我觉得这很有象征意义，老一辈搀着后学，走在未名湖边上。”

　　■《咬文嚼字》创刊时，吕叔湘拒绝为其题写刊名

　　1995年，《咬文嚼字》创刊，郝铭鉴说这是“应运而生”：“自己当时做的就是编辑出版，而出版物中经常有差错。身为总编，有责任就这些差错想点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