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论语》的去政治化：于丹《‘论语’心得》简评

　　作者简介：贝淡宁（Daniel Bell），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译者简介：吴万伟，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于丹实际上转移了实际上造成人们痛苦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以及导致人们生活巨大改善所需要的种种集体的解决办法。比如，如果我缺乏工作机会，我应该反思自己的失败而不是思考社会和经济结构和财产所有权模式。实际上，她倡导安于现状，其观点是保守的、支持保持现状的。孔子的在天之灵一定十分不安。

　　我们都知道，于丹的《‘论语’心得》已经成为出版界轰动一时的事件。从最新的统计来看，该书在中国的销售量已经突破四百万本。世界其他地方也关注这个现象：主要的报纸和其他媒体形式开始谈论于丹现象。诸如“孔子回来了”之类标题非常典型。在此之前在中国出版的书引起如此关注的可能是毛泽东的“红宝书”吧。如果说毛的书的问题在于把我们日常生活的过于政治化，那么，于丹的书的问题则正好相反。

　　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有必要问一下为什么于丹的书这么受欢迎？实际上这本书很薄，其中大量引用《论语》原文，接着是现代汉语译文，这类工作以前做过很多次了。为什么于丹的著作这么与众不同呢？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于丹的书开始于她在中央电视台的讲座。她在黄金时间向亿万观众讲解《论语》。在这个意义上，她是得到官方媒体支持的。但是这不能作为主要原因。在很多情况下，听教授阐述理论或者经典哲学著作是非常乏味的，人们不会期待听众有这么热烈的反应。

　　所以，于丹走红的重要原因在于于丹本人。她显然非常聪明，从我个人来说，我当然佩服她对汉语经典的娴熟，好像已经将经典烂熟于心了。她的女性角色也是重要因素。男尊女卑似乎是儒家理论与实践的标志性特征之一，人们甚至可以说“父权制”是儒家学说的致命弱点。因此，有些现代理论家试图说明儒教可以在不改变其主要价值观的情况下接受男女平等的现代思想。但是反驳儒教将父权制合法化的观点的最好理由或许是让一位典雅的女性知识分子显示她在认真研究儒教，于丹正好充当了这个角色。当然，这仍然无法解释她为什么受到那些不关心理论问题的普通民众的欢迎。我猜测她的性格魅力在起作用。她表现出迷人的魅力和道德热忱，也就是古代的儒家所谓的“德”或者“道德力量”，显然相信她在讲的内容。对于西方观察家来说，最接近的情况就是宗教狂热者充满激情和使命感要阐述圣经对当代人生活的意义。当然，公平地说，于丹和他们有很大的不同。不像煽动性的狂热分子，她没有用永久毁灭的威胁恐吓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她兼收并蓄，旁征博引，显示了开放的心态，这是宗教宣传家很少具备的素质。她在书中广泛涉猎了其他宗教和哲学家如道教，圣经，黑格尔等内容。在美国背景下，就好像美国布道家葛理翰牧师（Billy Graham）在做弥撒的时候引用佛教，伊斯兰教，儒教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于丹并没有把儒教作为宗教来辩护。她避免了形而上学观点，也没有明确反对儒教作为伦理和政治哲学和其他宗教基础和睦相处的可能性。这是我觉得儒教吸引人的地方（这和把儒教看作需要形而上学基础来和佛教和基督教抗衡的观点正好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让于丹更强大些吧。

　　于丹的书出版也恰逢其时。我们知道，中国是个经济蓬勃发展的大国，随着经济的复兴，人们的文化自豪感应运而生。如果考虑到受儒教影响的东亚国家在经济上的成功，儒教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韦伯式观点越来越受到广泛的怀疑。和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不同，儒教从来没发起反对现代化的大规模行动。现在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大国，轮到中国肯定自己的文化遗产了。于丹的书正好做了这个工作，让人们对中国的传统感到自豪，同时显示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要求是和谐一致的。

　　但是现代性也有不好的一面。随着经济上的进步，人们的期望也越来越高。一个曾蹲过监狱的朋友说连监狱的管教干部都梦想着开公司，赚大钱。我的朋友为这些管教感到遗憾，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肯定是要失望的。在城市，人们发现找到好工作越来越难，即使你从名牌大学毕业。对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的竞争肯定越来越激烈。在这种期望和社会现实的巨大反差面前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减少期待，这正是于丹提出的忠告。不要过分担心你的汽车，房子和职业，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你。最重要的是你的内心。只要你有信心和自我价值的强烈认识，你就会感到幸福。你的幸福不在于外在的世界。

　　但是它并没有到此为止。现代性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人们越来越原子化，越来越讲究个性，而社会责任感和关心别人的愿望在减弱。但是至少在中国，多数人并不想被人看作只关心自己。只关注个人生活美好显得太自我为中心了。我们要想真正自我感觉良好，也需要对别人好。这里，于丹也提供了让人感到舒坦的观点。而且重要的是，它不需要多大的努力。我们所需要的做的只是关注于我们自身的幸福。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别人也能从中获益，整个世界也变得更加美好。所以在我看来，于丹成功的真正秘诀在于信息的内容。她诊断出现代中国的抑郁不适，告诉人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容易的方式，只是需要一点内省。她还激起了人们成为好人的欲望，如果我幸福，别人也会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