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热的七月，在读书之余，我也看过几回电视。记得几天之前，就看过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这个节目涉及到不少颇有兴味的话题，其中给我印象较深的一个细节，是主持人对目前市场上的书籍质量之低摇头叹息不已的情形。他说，现在的书比起二十年前的书来，形式上是要漂亮多了，可是内容上却不敢恭维：错别字太多了。二十年前的书在纸张、外观方面可能要差一些，但很少错别字。经常翻一翻书的人可能会有同感。于今，要找到一本完全没有任何错别字、在排版打印方面没有任何失误的书籍，已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了。

　　目前，报刊的错别字问题同样令人忧虑。据媒体报道，今年的二月初，“全国报刊逻辑语言应用病例有奖征集活动”颁奖大会透露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数据：这次活动共挑出无可争辩的语言逻辑差错一万四千八百八十三处。以二〇〇六年七月十四日出版的四份中央级报纸和二十四份省市级报纸的一至八版正文为例，共挑出逻辑和语言应用方面的病例一千二百八十九个，平均每份报纸四十六个，每版五点八个。有一份报纸的错误竟高达一百八十四个，平均每版二十三个。这种语言失范的混乱局面确实让人触目惊心，而且似乎有越演越烈的趋势。中国编辑学会会长桂晓风先生认为，问题的严峻性到了“令人瞠目结舌、不可容忍的程度,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阶段，恐怕也不为过”。与上一期的“锵锵三人行”主持人的感叹一样，这种说法也让我心有戚戚焉。

　　另有一个报道也可以留意一下：以语文规范化为己任的刊物《咬文嚼字》，发动广大电视观众检查了中央电视台(一套)、北京卫视、东方卫视、广东卫视等12家电视台的语文差错。据统计，一年来大约有10万电视观众参与了“亮分”活动，一共给12家电视台提出了数万条意见，《咬文嚼字》最后认定了3551条，平均下来，各电视台大约每月出现300条差错，其中央视更是由于节目众多，而荣登“差错榜”榜首。至于网络上、街头巷尾的文字差错，则可谓俯拾即是，比常见的出版物——书籍、报刊之类——更要严重得多。

　　把上述几个事情放在一起，一则足以见出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二则是因为笔者对这一问题比较敏感。在语言文字上，我似乎有一种难以根治的“洁癖”。无论是遇到错别字、标点错误，还是发现排版打印的瑕疵，都会让我心里不怎么舒服。每当发现自己文字方面出现了问题，总是无一例外地会懊恼不已，久久不能释怀；如果是由于编辑同志的工作疏忽，把原本正确的文字打错了，我同样也会如鲠在喉，心里不是滋味。近来既然经常读读书，见到的“不洁”之处自然着实不少。也许正因为有“洁癖”，有多疑与咬文嚼字的习惯，所以，如果发现某些值得一看的书籍有这类“错误”，我是会随时记录下来的。就我7月份所接触到的一些书籍来说，零零散散的记录有这么一些：

　　《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蓝棣之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1页第5行“现代派译介了众多的西方诗人和持论”，“持论”应为“诗论”之误。《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卷第41页注释①“依不得那么多”后应有空格。又，第89页第二段段尾没有标点符号，应该加上句号。《周作人的是非功过》（舒芜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59页有这么一句：“他说这话时，正在上海《亦报》等处大景发表每篇五六百字的小文章，……”句中“大景”应改为“大量”才对。《沈从文文学理想研究》（康长福著，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第95页第3行：“他们在庸俗、腐烂、肮脏的泥淖了滚爬着，却没有一点作为人的灵性和庄严。”“泥淖了”应当是“ 泥淖里”。《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俞兆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版权页在书名“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这行字下印有汉语拼音：“Zhong Gong Xian Dai San Da Wen Xue Si Chao Xin Lun”。“ Zhong Gong”打印错了，应该是“Zhong Guo”。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古典、浪漫与现代：西方审美范市式的演变》（“三联文博论丛”，寇鹏程著，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7月版）竟然把书名印错了。打开彩色的封面，见扉页印的是《古典、浪漫与现代：西方审美范式的演变》，比封面的书名少了一个“市”字。比较之后，才敢下结论：封面搞错了，扉页所印的是正确的。

　　这些严肃的出版物中所出现的差错当然要比大多数畅销书少得多了，但有的差错会使本来严肃的出版物给人留下很不严肃的印象。不过话要说回来，要求一本数十万字的著作做到“干干净净”、没有一点语言文字上的瑕疵，似乎是过于苛刻了。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谁应该为这类差错负责？一般认为，作者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因为有些错误属于作者的笔误，尽管这是很难完全避免的；编辑则要负更多的责任，因为校对的关口把得不严，直接导致讹错散播、谬种流传。据悉，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正在推出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国家标准和测评体系，新闻出版总署已经决定把二〇〇七年作为新闻出版行业“出版物质量管理年”。但愿这对改善、净化我们的语言文字环境能够有所帮助。不过，在这一问题上，我觉得读者也应当有所作为。虽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来充当文字警察，但正如“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从我做起”一样，净化语言环境也是人人有责，要人人都关注、人人都努力才会有最好的成效。

　　本月另有两则读书笔记，也与上面所说的话题相关。现将两则短小的笔记抄录于下，希望有关的人士能够看到它，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心我们的语言环境问题。

　　其一是《周作人传》（钱理群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的阅读笔记。这本书我在几年之前读过一遍，因为对某些问题感兴趣，最近又重读了一次。笔记共有十二条：

　　1、第167页第2行，“迟至1922年6月才到杭州赴任”一句时间有误，“1922年”应改为“1912年”。1922年，周作人已经在北平了。

　　2、第187页第16行，“但仍使人心有余。悸补树书屋……”标点符号的位置不对，应该是：“但仍使人心有余悸。补树书屋……”

　　3、第244页，“中国知识分子是怀着寻找救国存真理的功利目的去接受外来文化思潮的”或许应当是“中国知识分子是怀着寻找救国图存真理的功利目的去接受外来文化思潮的”，或者本该没有一个“存”字：“中国知识分子是怀着寻找救国真理的功利目的去接受外来文化思潮的”。

　　4、第286页，“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一节中说‘……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走的呢？’”句中似乎还要添上一个“运”字才通畅：“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一节中说‘……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

　　5、第387页第15行，“周作人即应梁启实秋之邀……”应是“周作人即应梁实秋之邀……”。

　　6、第392页，“朱光潜在30年代曾撰文，说陶渊明混身‘静穆’，……”句中的“混身”疑为“浑身”之误。

　　7、第424页第24行，“苦雨、苦茶、现又苦位”一句中，依据上下文，“苦位”似乎有误。

　　8、第464页第20行，篇名“《中国思的想问题》”明显打印错了，应当是“《中国的思想问题》”。

　　9、第567页第17行，“姑抄录1960年7月一日日记中有关记载，……”应当是“姑抄录1960年7月一月日记中有关记载，……”因为下文就是抄录了周作人整个7月份的相关记载。

　　10、第573页，“周作人心情稍有平复，即开始着手翻译希腊作家路喀阿诺斯的《对话集》。”后文又有：“译《对话录》可以说是周作人多年的宿愿。”书名应当前后一致。

　　11、第578页第3行，“……以及槐树上每天早来的啄木的干笑……”此句缺了一个字，应该是：“……以及槐树上每天早来的啄木鸟的干笑……”。

　　12、第581页，“莫非这正是表达了周作人在目的达到后的某种心绪懒？”句中的“懒”字应当删去。此页中另外一处，“思前想念后”，应为“思前想后”。

　　其二是《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的阅读札记，总共记有十三条：

　　1、第21页第19行，“也许是诗兴太热烈了，下笔不能自己似的”，“ 不能自己”应该是“不能自已”。

　　2、第51页第18行，“假若我们对于中国文学还怀了一分希望。我觉得最需要的就是文学家态度的改变，……”句中的句号应改为逗号：“假若我们对于中国文学还怀了一分希望，我觉得最需要的就是文学家态度的改变，……”

　　3、第121页第20行，“因此在这个大城里虽冒险的陆续有人，结果一例异途同归——完全在商业上失败，同归于尽而已。”“一例”疑应为“一律”。

　　4、第170页第21行，“北伐统一最近十年中青年人生命国力的种种牺牲。”疑有误。

　　5、第190页第10行，“方能个光明的明日可言”应当为“方能有个光明的明日可言”，疑脱落了一个“有”字。

　　6、第209页第21行，“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分，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气分”当写作“气氛”。

　　7、第217页第16行，“只管向黑暗里走，那方面有得是炫目的光明。”此处的“得”应写作“的”： “只管向黑暗里走，那方面有的是炫目的光明。”

　　8、第221页第21行，“假若他是有力量的。结果必更知道他的力量应使用到什么地方去。”句中标点有误，应该是：“假若他是有力量的，结果必更知道他的力量应使用到什么地方去。”

　　9、第225页第3行，“我看过这样书八本，从那些书上明白一件事，……”句中的“八本”疑为“几本”之误。

　　10、第226页第14行，“《诗经》与山歌不同，不在思想，还在文字！”根据上下文的意思，且根据作者沈从文用词的习惯，此句似乎掉了一个“特”字，应该是：“《诗经》与山歌不同，不特在思想，还在文字！”

　　11、第293页第1行，“此外还有一部分作家……大别可分为老实与黠诡两种；……”“大别”应为“大致”。

　　12、第362页第9行，“我们实需要一种美和爱的新的宗教，来煽起更年青一辈做人的热诚激发其生命的抽象搜寻，对人类明日未来向上合理的一切设计，都能产生一种崇高庄严感情。”其中两处标点疑有误，或许正确的是：“我们实需要一种美和爱的新的宗教，来煽起更年青一辈做人的热诚，激发其生命的抽象搜寻。对人类明日未来向上合理的一切设计，都能产生一种崇高庄严感情。”

　　13、第438页第11行，“即发表了。将更引起你的不快，……”句中的句号似应改为逗号。

　　《沈从文全集》的“编辑说明”部分有这样的话：“为保持作品原貌，全集编入的作品，除对明显的编校错误、笔误和个别错字作必要的订正及按规范采用简化字外，均按原文排版。”“作者习惯遣词用字，如：‘做’时有用‘作’，‘熟悉’作‘熟习’，‘智慧’作‘知慧’，‘理智’作‘理知’，‘一律’作‘一例’，‘哪’多作‘那’， ‘字眼’多作‘字言’，‘必须’多作‘必需’，以及‘佣人’与‘用人’、‘癫子’与‘颠子’，‘火夫’与‘火夫’、‘年青’与‘年轻’等等并用，还有文中数字多使用汉字，某些事物名称及人名、地名、译名与现今不一致的，均一仍其旧。作者对标点的使用，尤其是当标号、点号连用时，有些和目前的规范用法不同，亦未作改动。”根据这个说明，上面第三条应当去掉，疑问可以消除了。事实上，沈从文还有其它一些遣词用字的习惯，如将“记起”、“陪着”写成“记到”“陪到”，“没”有时用“莫”等等，这些不能算作文字的差错。

　　最后需要说明一下： 这样的读书笔记不一定是每一条都可作为结论的，大都只能算是“存疑”罢了，而且，这里所涉及的两本书都品位不俗，都是很不错的、比较权威的版本，作者和编者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不能因为书中有少量难以避免的文字方面的差错就加以随意的贬低。

　　2007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