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创世纪》第11章中记载，洪水过后，人类重建城市，并想建一座通天之塔，以证明自身的无所不能。由于人类都操同一种语言，齐心协力，建塔的速度很快。上帝非常恼怒，便分化了人类的语言。由于语言不通，人们无法交流，沟通障碍重重，甚至互相猜疑，建塔的梦想成为泡影。

　　事实上，人类一直没中断过世界大同的梦想。十九世纪波兰医生柴门霍夫就发明了一种语言，希望它能在全世界通用，消除隔阂——这就是世界语。一百多年过去，大部分人只是听说过“世界语”这个名字，对它一无所知，对世界语者更是闻所未闻。

　　在7月26日全球“世界语日”到来前，记者走进这个圈子，发现这里充满故事。他们，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寂寞。

　　一门人造语言，没有以它作为母语的民族，能存活多久？这问题也是世界语者无法回避的。争议归争议，让我们先用客观的目光来了解这群人，了解世界语的生存状况——

　　

　　是语言，也是信仰

　　63岁的林力源推开办公室门，办公桌上醒目地摆着一张大合照。几十个学生簇拥着他，年轻的面容映衬着他笑眯眯的脸。“这些都是我的学生，和我关系很好，我临退休他们给我开了一个大Party。”林力源是广州大学的退休教师，教的是市场营销。退休后他开了一个创意策划公司，专门帮别人出点子、搞策划，服务对象甚至包括政府部门。但他还有一个身份是“世界语者”，这个身份知道的人不多。“包括我的大部分学生都不知道。”他说。实际上世界语者这个身份对林力源来说时间是最长的。上世纪70年代，当他还不是大学教师和点子专家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忠实的世界语爱好者了，而且一直保持着这种热情。

　　让林力源第一次知道世界语的是一部日本电影《绿色的五月》。这部电影根据一位日本女性绿川英子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在抗日战争期间，绿川英子来到中国，帮助中国的抗日事业，用日语和世界语对日广播，瓦解日本军心，被日本人痛斥为“娇声卖国贼”。1947年绿川英子因难产死在中国。绿川英子的故事后来在中国流传甚广。这部电影也给了林力源终身的影响。他当时在湖北黄石，当地刚好有个世界语者，林力源就跟着他学世界语，同时一边学一边还和老师一起开讲习班，教更多的人学习世界语。

　　像林力源这样，因为一部电影而爱上一种语言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其实是由于历史大潮的推动，糊里糊涂地就挤上了世界语这趟车。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有过一次轰轰烈烈的世界语学习大潮。林力源至今清楚地记得当年的盛况：“上世纪80年代初，百灵路上的致用中学开办一个世界语班，报名的人从学校门口排到迎宾馆门口，队伍有一两里路长。当时广州参加过世界语学习班的保守估计有十万人。那时候不止广州，全国的世界语都是大热。贵州有个新华函授学校教世界语，居然有40万人报名参加。据说当时全国各地寄去的信把贵阳市邮电局局长愁坏了，他对新华函授学校的校长说，你一天的信够我们拣一年了。于是校长派了40位人员去邮局帮忙，每天工作到深夜12点。”改革开放之初，文化一片空白，很多人渴望学习知识，饥不择食。很多人对世界语并不了解，以为可以当成谋生、发展的一件法宝，所以一时间趋之若鹜。短暂的热潮消逝得很快，世界语者的人数迅速回落。经过二三十年的淘汰，所剩无几。林力源印象最深的是一件事：“10年前，上海的东方电视台搞了一个知识大比拼活动，问了一个问题：世界语就是英语？结果有2／3的参与者都答错了。可见在这20年里，世界语的影响力下降了多少？”现在广州的世界语者也寥若晨星：“经常在一起活动的有几十人，可能还有些不参加世界语者协会活动的，但也不多。”林力源说：“对大多数人来说，世界语不能给你带来名和利，如果不是真有兴趣和热情，是坚持不下去的。”

　　林力源说得没错，在今天大多数情况下，世界语的确是一种“屠龙术”，无用武之地。但实际上，在一百多年前，世界语诞生的时候，却是带着明确的使命和目的而来的。1887年，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发表了世界语的《第一书》，宣告世界语的诞生。柴门霍夫出生在波兰一个小镇，当时属于沙皇俄国。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从小目睹大街上犹太人、日耳曼人、波兰人、白俄罗斯人彼此敌视，经常发生吵架斗殴冲突。他认为是语言不通惹的祸，决心通过努力，创造出一种全世界通用的语言，消除不同种族之间的隔阂。柴门霍夫确实是个天才，他在19岁就造出了这种语言，一共有28个字母，拼写、发音都非常规则，只有16条语法。柴门霍夫从世界语一诞生就宣布放弃他的发明权，无偿供全人类使用，他的愿望是借世界语帮助人类沟通，宣扬和平信念，实现世界大同。柴门霍夫的天才发明和崇高人格让很多人为之折服，在一战、二战战火纷飞的年代，世界语宣扬的伟大和平观也使无数的人心怀憧憬。所以世界语最兴盛的时期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看过资料，大概在二三十年代，欧洲发生过15万人的世界语者大游行，当时世界语的火热可想而知。”林力源说。在战争年代，世界语的确如柴门霍夫所希望的，承担了呼唤和平的作用。“希特勒、斯大林和萨达姆都是反对世界语的，希特勒还杀光了德国的世界语者。这很能说明问题。”

　　中国也不例外。查一查历史，那个年代很多的名人都和世界语有密切的关系，鲁迅、周作人、陈独秀、胡适、巴金、蔡元培、吴稚晖、陈声树都是世界语的大力支持者，办专门学校、翻译世界语作品、撰写世界语文章、鼓励青年学习世界语，甚至曾经有过呼声，要废除汉字，全面采用世界语这种拼音文字。现在看来，这其中除了“和平”的理念，也与当时中国在“五四”运动之后，急切希望接受西方先进科技、融入现代国家行列的集体心态有密切关系。事实证明这种热情是过了头，世界语代替汉字的提议无疾而终。但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在渴望国际交流的年代里，世界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

　　回头看今天，世界语者们依旧秉承着一百多年前柴门霍夫的理念，他们除了是语言爱好者，更像是信仰的追随者。林力源就很坦诚地表达他的这种信仰：“一直以来我都觉得人生、社会太肮脏，没有静土。但要是让我信宗教，我转不过弯来，因为我不认为有神的存在。世界语刚好能满足我的要求，让我找到一方静土。我觉得圈子里的人，都是超乎口是心非之上、超乎利己主义之上的人。虽然也不是完全的纯净，但相对单纯很多。”现在全世界号称有一千多万的世界语者，各国各地都有自己的世界语协会，每年都开全球的世界语大会。他们有绿色的会旗、会徽，有宣扬和平主义的会歌，网上有他们的“绿网”，用绿色代表对和平、大同的向往。对一些世界语者来说，这种共同的信仰甚至超越了对语言本身的感情。“在广州，我们这些世界语者常常一起活动，这个星期三还一起去了开平看碉楼。我们在一起都不说世界语，但是彼此都觉得很亲切，是一群真正的老朋友。”不过在林力源看来，热情最高的是那些老世界语者：“有一些二三十年代学世界语的老人，现在还很积极，世界语都忘光了，还是很有感情，有的说还想学。最近我们正在争取在广州举办全国世界语第七次大会，就是一位93岁的老世界语者提议的。2004年我们在北京开全世界的世界语大会的时候，湛江一个也是93岁的老先生还跑去了，是当时那次会议年纪最大的一个。我说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来干什么？他说我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这个会了，一定要来。世界语者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者，和年纪没有多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