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谢迪南（商报记者）

　　■受访人：曹文轩（作家、学者）曹文轩 作家、学者。

　　1954年生于江苏盐城。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协副主席。代表性长篇小说有《草房子》、《红瓦》、《根鸟》、《天瓢》、《青铜葵花》、《山羊不吃天堂草》等；主要文学作品集有《忧郁的田园》、《红葫芦》、《蔷薇谷》、《追随永恒》、《三角地》等；主要学术性著作有《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第二世界——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小说门》等。2003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曹文轩文集》（9卷）。多部作品被翻译为英、德、法、日、韩等文字。曾获国际安徒生提名奖、中国安徒生奖、宋庆龄文学奖金奖、冰心文学大奖、国家图书奖、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中国电影华表奖、德黑兰国际电影节“金蝴蝶”奖等40多种。

　　关于创作

　　中国文学想象力的疲软触动了我对幻想文学的关注

　　商报：《大王书》分为四个部分，事实上是一个系列，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分为哪四个部分，分别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曹：这部作品的构思既简单又复杂，大约80万字的规模，分为四部，每部20万字左右，各自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也就是说，每一部都有相对的完整性，但加在一起，四部又是环环相扣的一个整体，读了第一部，如果喜欢，就自然渴望读第二部，还是喜欢，就会渴望读第三、第四部，读完第四部，随着一场漫天大雪将因多年战争而满目疮痍的大地覆盖之后，一切就结束了。为了保持一种阅读上的神秘性，所以非常抱歉地说，我无法将故事提前说出，我能说的就是它们是由一个一个故事，或者说，是由一场一场战争所组成的。战争的背后，是人性，是美学，是伦理，甚至是我对存在的哲学性思考。所谓“大王书”，不是大王的书，而是指书中之书，它是大书、王书、大王书。有那么一个王，他叫熄。作品中的所有的人物都是一个字，那还是一个单音字的时代——名字上就体现了这是远古时代的故事。熄原是一个乡村屠夫，他将宰杀看成是一门给他带来快意的艺术。他对这门艺术投注了他的全部生命。但在他的屠艺抵达巅峰时期时，他却倒霉了：他杀一头凶悍的牛，非但没有将牛杀死，反而被这头牛用尖利的犄角将他的心脏挑穿，从此生活在了黑暗的地狱中。在那里，他非常怀念阳光下的世界，怀念大地上的微风。但他没有将心中的一切暴露出来，而在那里韬光养晦，习练数百年、数千年积累下来的魔法。终于有一天，他得到了一个机会，从地狱逃跑了。差不多用了10年的时间，他推翻了一个王朝，从而篡夺了王位。为了王朝的永远，他将人民变为四种人：失去光明的人，失去声音的人，失去语言的人和失去灵魂的人。但现在唯一担忧的就是那些文字，他担心总有一天，这些文字会唤醒成千上万的灵魂的。于是，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焚书行动——它可能会使我们想到秦始皇和希特勒。书的火山一座一座在他的都城燃烧，当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座火山在燃烧时，突然从这座火山的深处飞出了一本书。它像一只金色的凤凰，在天空飞翔了一圈之后，飞向了北方……

　　我是不是透露得太多了?但这个作品的重要笔墨却是用在一个叫茫的放羊孩子身上的，写的是关于他的波澜壮阔的成长故事。当然了，他很快在作品中就不再是一个放羊的孩子了，而是一个王。没有人能全部猜测到后面作品的走向，它们是谜团。这显然是一部类型化的小说，我们不能将类型化看成是一个贬义词。从广义上说，所有作品，都是有类型的，有母题，有基本的善恶，有基本的形象。因为我在写这部作品时有自己的审美观，因此，它有了新的走向。

　　商报：大家都知道，您的这部《大王书》从酝酿写作到成书，历时8年，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这是一种写作习惯吗?

　　曹：我不是那种十分敏捷，又反应迅捷的写作人。我写的所有东西，甚至是一些短篇小说，都是经过长久酝酿的。有时几部小说一起交叉着在脑海里时沉时浮、时隐时现。走到哪儿，它们就跟到哪儿，我带它们到过欧洲——甚至是最北边的冰岛，我带它们去过拉丁美洲——甚至是很少有人去过的古巴，在雷克雅未克，在哈瓦那，在蓝湖和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大海，我总会想到它们。毫无疑问，《大王书》里有挪威的森林和冰川，那些故事在我脑海中，于是与那些环境和场景相遇，于是就像鸟有了它觉得可以降落的树。我不着急写出它们，一是觉得不够成熟，还缺少很多东西，一是觉得，它们总应该找到更值得它们降落的树。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愿意自己的写作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终于有一天，忽然觉得自己可以动手了，于是就动手了。动手之前，往往会有一个仪式：请几个好朋友吃饭，然后告诉他们，我要写一部作品了。如果高兴，就向他们讲其中的一个故事。构思很慢，但写起来很快，像是怀孕与分娩的关系。在《大王书》酝酿期间，我还写了《天瓢》，这是一部迟早还会有人再提起的书，这部书问世时的语境，是一个很糟糕的语境。后来还写了《青铜葵花》。一边写这些作品，一边在想《大王书》。怀孕与分娩同时进行，我的写作，大概永远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大王书》与《天瓢》和《青铜葵花》不太一样，前者有在青空遨游的感觉，后者有在坚实的大地上奔跑的感觉。这两种感觉，交替出现，很惬意。思考的问题也很不一样。茶要新，酒要老。我喜欢喝茶，不喜欢喝酒，但在创作上却是酒——放的时间较长。很多朋友在多年前就知道我要写这样一部书，我可不是赶时髦——赶时髦早就写了，不会拖至今天。

　　商报：媒体都报道“曹文轩觊觎幻想文学创作不是一朝一夕了”，1997年，在“中国跨世纪少年小说创作研讨会”上，您就提出过“大幻想文学”的主张，什么是“大幻想文学”?

　　曹：是的，很早之前我就对幻想文学有所向往。我要感谢我的朋友彭懿，因为是他的介绍，使我对幻想文学有了一个明确的概念，而在此之前，我还无法将此类作品看成是一种文学的类型。时间还要更早一些时候，1995、1996年。那时，我在日本东京大学任教，彭懿先生在日本读研究生，而他研究的一个重大范畴就是幻想文学。我们在东京经常见面，常常涉及到幻想文学的话题，主要是他对我进行启蒙。1997年，我们都回到了中国，很快就在江西的一个风景区见面了，那是听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张秋林先生的召唤而汇聚到那里的。那个会主题就是关于幻想文学。我们在那个会上详细探讨了幻想文学。谈到了幻想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它与同样将幻想作为特征的童话之间的区别、幻想文学对中国的意义等一系列问题，气氛非常热烈。那时候的会议，都会陷入一种热烈的气氛，很庄严，不像现在，开什么会都不正经，再严肃的学术性会议也会开得嬉皮笑脸。中国人现在就喜欢这样。庄严，成了人们嘲笑的格调；公开的流氓腔调，非但不会有人去鄙视，反而成了那个人不虚伪、很真实的根据。那时，可不行。那时是有操守的，是有标竿的，是有神圣的目光在巡视四周的。那时的人不喜欢对一切采取嘲弄的态度，都想做一些正儿八经的大事。于是，我们就在那里很认真地开会，夜以继日地共商文学“国事”。江西有些地方很神秘，中国的许多具有历史性的事情就是在那里的几个风景区发生的，或者是坏事，或者是好事，或者本来是好事，但后来不知是何种意外的力量，将好事又变成了坏事。但那一次，却是一个欢欣鼓舞的聚会。正是在那个会议上，有纲领地打出幻想文学的旗号。日后，谁写文学史，涉及到幻想文学这一章，应当写到彭懿君以及其他诸君。最后，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决定出一套幻想文学丛书，一时找不到名称。是我临时给出一个“大幻想”的名称。这个名称，在当时，很切合我们对幻想的感受——此幻想不是彼幻想，是大幻想，也很切合当时那种风起云涌的气氛。后来，这个名字就这样叫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