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八年，我有六年多是在沦陷区北平度过的。一直到1944年冬天 ,我外祖母去世,才随母亲哥姐起旱入川。那时我11岁，上小学六年级。次年夏抗战胜利，等候交通工具一年，然后复员返平。所以，一共在重庆两年多。时间虽短，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大迁徙，一切见闻经历，印象极深。

　　

　　

　　我的父亲梁实秋是抗战开始时离平入川的。我们母子一行四口,于抗战胜利前一年才投奔住在重庆北碚的父亲。我记得那时通讯只有写信或电报，没有电话，电报是靠人的两条腿送到府上的。所以消息不很灵通。我们没能在和父亲约好的抵达时日准时到达,害得父亲跑到青木关接我们落了空。我们自己想办法抵达北碚公路车站时,没人接,两眼茫茫,又不知道父亲住在哪条街上，门牌多少都不知道。以前写信都是写四川北碚雅舍梁实秋就收到了。于是我们只好厚着脸皮向附近兜生意的脚夫打听，雅舍在哪里？没想到，人人都知道。脚夫们扛起我们的行李就叫我们跟着走。在黄土公路上走了好久，就说到了。但是我没看到房屋，没有路标，更无门牌。脚夫说还得爬山，于是我们拾级而上，到了半山腰，看到一小栋民房，这就是雅舍了，我们终于找到父亲的家了！那时的兴奋，简直无法形容。我哪里知道这栋小小的雅舍半个世纪后竟成了北碚的景点！其实现在的雅舍已不是从前的雅舍了,而是由我记忆画图,由专家重新设计建筑的“高级”雅舍了。我说高级是因为这个新雅舍大概是有自来水和电灯的！我想那个猪圈大概没有重盖,房前的梨树大概也随着时间的消逝物化了。

　　我住雅舍的时间很短，因为多半时光是在沙坪坝的南开中学度过的。南开是住宿学校，没有走读生。所以，我12岁离家住宿，每年寒暑假才能回家与父母团聚。父亲那时是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在国立编译馆做义工，响应政府要求公务员兼职不兼薪共渡国难的号召，父亲只领参政员的薪金。那样菲薄的薪水一人度日还可以维持，突然增加了我们四口，还要送我们到私立学校，其艰苦可想。母亲立刻找到工作挑起抚养我们三个孩子的责任，从来没有让我们受半点委屈。那时物质上虽然贫困，大家也会穷中作乐，记得大人孩子都爱唱歌，唱戏，下棋，玩纸牌，摆龙门阵（川语：聊天）。这些都是不花钱的娱乐。

　　暑假我回家时，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是晚饭后，坐在雅舍前面的一小块阳台上乘凉。这时父亲的近邻友好就会来聊天。一直谈到入夜才尽兴而去。常来的客人有老舍、老舍夫人胡絜清、庐冀野、蒋风白、李长之、萧伯青、朱锦江、杨中子、李清悚、赵清阁、方令孺、顾一樵（毓琇）、席正庸、陈可忠等前辈。那时家中的客人多为文人雅士，好像,每位都能诗能文，还可以随兴对客挥毫。我是小孩，也喜欢挤在大人堆里，请他们给我的纪念册上画画儿或留言。这本纪念册我一直留在身边，看到它就仿佛又回到了抗战时期。

　　我到北碚后就插班进入重庆师范第二附属小学。第一天上课，老师带我们唱歌，唱的是抗战歌曲：九·一八。没有乐谱，没有歌词。就跟着老师一句句地唱。于是我也唱：“揪一把，揪一把！”心中不明白，为什么老师要我们“揪一把”。我是沦陷区长大的孩子，哪里知道九·一八的意义呢？

　　最使我难忘的一次北碚经验是七七献金运动。那时同仇敌忾，士气极高，一经有人振臂高呼，马上全民响应。真的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父亲没钱，可以出力。可是一个文人怎么出力呢？于是老舍和父亲出了个好主意，来个对口相声，算是献金晚会的节目之一。这就成了以后文坛上人人乐道的一件轶事。这次运动还有义卖会，人人捐献实物义卖，我以仅有的一点钱买了一本小小的纪念册。这就是我所说的含有长辈们书画的那本小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