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本文作者在孔庙留影

　　

18年后，“孔子讨论会”的部分与会者相聚于孔庙大成殿前

　　1962年11月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的“山东省第二次孔子讨论会”，被姚文元《评“海瑞罢官”》一文诬蔑为“牛鬼蛇神发了狂的大黑会”。本来是一次正确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一次学术会议，却在会上被当时极左人物打了两棍子，扼杀了学术争鸣。至今已过了四十多年，有些事实应加以说明，以正视听。

　　1962年11月6－12日在山东济南市召开了“山东省第二次孔子讨论会”。国内许多著名学者吕振羽、冯友兰、周予同、于省吾、赵纪彬、杨荣国、吴泽、蔡尚思、束世澂、唐兰、刘节、金景芳、高亨、高赞非等人相继发言。发言及论文中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如在孔子代表什么阶级的问题上，杨荣国、蔡尚思说代表奴隶主阶级，束世澂、王先进等认为代表新兴地主阶级，金兆梓主张孔子代表平民，王仲荦则认为孔子是“改革派”。那时我才27岁，是曲阜师院历史系的青年讲师。因为和山东省历史研究所的同志很熟，省里把我借调到会上，安排到秘书组工作。当时我作为一个年青人，不但向大会提出《孔子与乐》的论文，我的另一篇论文《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反封建斗争》一文也纳入计划，可见不是什么尊孔会，是一个学术讨论会。

　　学术会上打棍子

　　开会的当天晚上，从北京来了关锋、林聿时。关锋原来是山东省委宣传部的一个处长，现在从中央来，自诩为中央领导。山东省的领导因为和他很熟，对他接待的规格不特别高，看来他有点不满。其实这事不大，他主要是带着任务来的，任务就是以极左的姿态对大会打棍子。当天晚上，他找到当年在山东惠民师范一起工作、一贯极左的曲阜师院李××、赵××，他们把所有会议论文都要到手，从里面寻章摘句地找“黑材料”、“反动观点”、“黑话”。四个人连夜写了两篇文章，第二天上午命令大会主持人改变议程，安排他们四人的两个发言。两个人发言时间虽然不长，观点却很明确。他们的观点说:一个人的思想“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同阶级的根本利益的理论表现，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和思想家是没有的。孔子的哲学、政治、伦理学说不能当作超阶级的、永恒的，无批判地加以继承，把孔子现代化。”意思是说许多专家都不该把孔子思想说作永恒的、超阶级的，不该进行现代化解释，那些试图“古为今用”，把孔子思想作现代解释的，都是“含沙射影”、“右派言论”、“借古人之口攻击社会主义”等等。两根棍子一打，全场强烈震动。我坐在一旁看见有的学者吓得面如土色，有的不同意他们的说法，一笑置之，有的为这种批判忿忿不平。但会上谁也没有再发言反驳的机会，大量学者在后悔不该来参加此会的情绪下悻悻然离去。

　　当时遭到批判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山大学刘节教授论“仁”的文章和《伟大的松柏精神》一文。他们批判刘节教授，说他借口孔子的“仁”反对社会主义，说共产党光讲阶级斗争，不讲仁。他提倡“仁”就是想复辟，巧妙地利用历史来进行反党活动。一顶顶的大帽子扣到老教授头上，其实都是借题发挥，无道理地对老学者无情打击。《伟大的松柏精神》一文是家在上海，当时在西北大学工作的中年教师祝瑞开写的。他在诠释孔子“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句后，对孔子及后代儒家的这种精神进行赞扬，自然也联系到中国共产党人继承这种精神。具体地说到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这篇文章从立意到联系现实都很好，但当时为要批判孔子，便被极左派认为是“大毒草”。于是自此开始，对作者不停地批判了十几年，直到他被调到上海以后还被划入另册。

　　身居天津的老学者杨柳桥先生，没接到请柬，但对孔子十分尊敬，也素有研究。他给大会写了封信，表达自己的祝贺之情。这就是日后姚文元等人所说的:天津有个老右派，人不能到会，却写信吹捧孔子，参加了这次“反党大合唱”。在他给我的信件中，对“文革”中对他的批判多次表示不满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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